2016-11-25 | BY WILLIAM D. COHAN

财富特写 ¦ 被推翻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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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冲基金经理托德·纽曼(Todd Newman)成功的职业生涯,因被指控内幕交易而崩塌。当他的有罪判决在上诉中被推翻后,这场诉讼成为华尔街监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以及没有屈服于此——最终带来了怎样的结局,《财富》进行了深度采访。</b>

改变托德·纽曼一生的那个电话来得毫无预兆。那是2010年11月某个周一早上8点45分。纽曼正坐在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Stamford)的对冲基金公司响尾蛇资本管理(Diamondback Capital Management)办公室的办公桌前。这天早上他从与妻子和女儿同住的波斯顿郊外住宅出发,提前15分钟抵达位于One Landmark Square的办公室——巧合的是,这栋楼是纽曼的祖父数年前开发的。当时纽曼在响尾蛇资本担任投资组合经理,管理约1.5亿美元规模的多空投资组合,主要交易IT企业股票。

来电显示没有号码,但纽曼还是接了电话。电话另一端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戴维·马科尔(David Makol,39岁)。据纽曼后来了解,马科尔精通“劝人反水的技巧(Art of the Flip)”——也就是让对冲基金员工举报同事涉嫌违法行为。马科尔对纽曼说:“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件事要办,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家庭”,“我们必须推进这件事。这事很紧急。”

纽曼并没有特别警觉,但觉得这个电话让人不舒服。他甚至想象不出FBI有什么理由要追查自己。

纽曼虽然没有认为自己会是目标,但他很清楚FBI正在大力打击内幕交易。11个月前,FBI以内幕交易罪名逮捕了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对冲基金创始人、亿万富豪拉吉·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拉贾拉特南被捕时,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称其欺诈行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不断有报道称,巴拉拉也在盯着另一位对冲基金亿万富豪、SAC资本(SAC Capital)创始人史蒂文·A·科恩(Steven A. Cohen)。巴拉拉把科恩——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列为调查的首要目标。

这意味着响尾蛇资本显然是检方调查的候选对象。两名交易员理查德·希梅尔(Richard Schimel)和拉里·萨潘斯基(Larry Sapanski)在一年前创立了响尾蛇基金,两人都出自SAC资本。而且希梅尔娶了科恩的姐妹。虽然响尾蛇并未从SAC获得初始资金,但两家公司关系密切是显而易见的(SAC最终在2013年承认内幕交易罪名,支付了高达18亿美元的巨额和解金,但科恩本人未被起诉)。

此外,已经出现了有大事正在酝酿的迹象。就在纽曼接到马科尔电话的整整两天前,《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展开大规模内幕交易调查(U.S. in Vast Insider Trading Probe)”的长篇报道。该报道深入指出,“巴拉拉历时三年的调查正准备吞没全美的顾问、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交易员以及分析师”。报道聚焦的对象之一是被称为“专家网络”的群体,其中代表性的是据称为各行业专家——尤其是医疗保健和IT领域——与寻找信息的投资者之间牵线搭桥的Primary Global Research。《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让华尔街神经紧绷。

在与马科尔通话过程中,纽曼问这位FBI探员希望自己怎么做。马科尔说:“我就在街角的麦当劳”,“我想和你谈谈。”

纽曼回忆当时说:“我问马科尔‘你想谈什么?’”

马科尔回答:“你下来之后,我们就谈那件事。”

纽曼想争取时间。于是他问马科尔会在麦当劳待多久。马科尔答道:“我们正在迅速推进这件事。”

纽曼答说“明白了”,接着表示“见就见,不见就算了”。

挂断电话后,纽曼去找了响尾蛇资本的法律顾问。两人与首席运营官谈了谈,还与公司外部的WilmerHale顾问进行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纽曼去见马科尔本来不会有大问题,但更好的选择是去见律师事务所Finn Dixon & Herling驻斯坦福德的律师阿尔弗雷德·帕夫利斯(Alfred Pavlis)。他们认为,一旦双方利益出现分歧,帕夫利斯可以代理纽曼,WilmerHale则代理响尾蛇资本。

马科尔给纽曼打电话一小时后,隶属巴拉拉团队、在拉贾拉特南案中担任主任检察官的助理检察官里德·布罗德斯基(Reed Brodsky)与帕夫利斯进行了通话。据纽曼回忆,布罗德斯基对帕夫利斯说他想和纽曼谈谈,理由是在涉及公司利益“可能违法的部分”的录音内容中“捕捉”到了他,而且纽曼是在基于并购相关内部信息进行交易。他说:“布罗德斯基对帕夫利斯说‘纽曼利用专家网络获取企业信息’。”纽曼对帕夫利斯说:“我从没利用过‘任何可能违法的部分’进行交易,多年来没做过并购相关交易,也从没给专家网络的顾问打过电话,所以我愿意见布罗德斯基。”纽曼回忆,他当时对律师说:“他在撒谎!”

就在纽曼和帕夫利斯商议见布罗德斯基是否是好事时,办公室给纽曼发来一条紧急短信,内容是FBI突袭了响尾蛇资本。纽曼对局势的快速发展感到震惊。

回头看,他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2010年11月22日周一早上,成为纽曼过去人生与更加黑暗的新人生之间的分界线。在此后几年里,这位对冲基金经理成功的职业生涯崩塌,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在不安中度过数月后,他被正式指控内幕交易,并于2012年12月被判有罪。两年后,他的有罪判决在上诉法院被推翻。2015年,韩国大法院驳回政府方面的上诉,纽曼由此获得自由。但他已成为对监管自己所处行业的当局持完全不同看法的人。

<br> 被称为“华尔街最高警长”的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在2012年1月18日说明对纽曼及其他人的起诉内容。纽曼的判决被推翻,对巴拉拉——这位强势的华尔街监管者自2009年以来成功起诉了80多起内幕交易案件——意味着一次重大失败。纽曼是巴拉拉在上诉中败诉的第一个对手。结果,上诉法院判决之后,另外6项认罪答辩也随之失效。

但更大的意义在于,纽曼案在法律界和华尔街引发了关于“究竟什么才构成内幕交易”的新争论(若想更深入了解此案的启示,请参考后面的“新的法律真空地带(The New Legal Limbo)”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那些认为巴拉拉过于狂热、行事过头的华尔街人士而言,纽曼成了“意外的英雄”。

纽曼在本次接受《财富》独家采访时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坦言,被野心勃勃的联邦检察官——那些强烈希望为自己不断增加的华尔街“狩猎战利品”再添一项内幕交易有罪判决的人——盯上是怎样一种处境。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动摇过自己没做错事的想法(巴拉拉仍坚称纽曼是被合理地判定有罪,但拒绝了《财富》就本文的采访请求)。

纽曼(51岁)在回忆那些改变自己人生的事件时,偶尔流露出苦涩。但大多数时候,他显得平静,并带着些许满足。这种态度是在时间过去一段之后才到来的。接到FBI电话的那一天,他的情绪徘徊在恐惧、震惊与混乱之中。

接到马科尔电话时,纽曼已不是业内的新手。他在金融圈已积累了20多年经历。他在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主修会计学,很早就得出结论:会计师并不适合自己。在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取得MBA并通过特许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考试后,他进入波斯顿的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资产管理业务部门工作。此后几年,他在纽约美林(Merrill Lynch)担任IT分析师,接下来7年在波斯顿的几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资金。2006年3月,他以投资组合经理身份加入响尾蛇资本。纽曼在这里待了近三年,为投资者带来超过7500万美元的收益。作为回报,响尾蛇资本向纽曼支付了900万美元以上。

巴拉拉及其团队从一开始就把纽曼判断为价值很高的目标。事实上,他们在对纽曼提起诉讼的过程中进行了新的尝试。马科尔打电话的前一天,也就是周日,FBI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的联邦法官处获得了对响尾蛇资本的搜查令。正如拉贾拉特南诉讼中获准使用窃听一样,这种方式同样是内幕交易调查手段的新形态。此前FBI从未为寻找内幕交易证据而搜查过对冲基金公司的办公室,而是由探员通过传票收集所需信息。

搜查令允许FBI搜查纽曼的办公室及其文件和电脑,目的是基于他据推测从Primary Global Research获得的信息,寻找其涉嫌对戴尔电脑(Dell Computer)股票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FBI还在寻找纽曼与他以前的研究分析师杰西·托尔托拉(Jesse Tortora)之间往来的电子邮件记录,以及与对冲基金公司Level Global Investors投资组合经理安东尼·基亚松(Anthony Chiasson)的分析师萨姆·阿东达基斯(Sam Adondakis)往来的邮件记录(FBI还搜查了Level Global和另一家对冲基金公司Loch Capital)。

为取得搜查令的正当依据,FBI探员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提交了一份宣誓陈述书,说明FBI接触一名个人顾问——后来查明是卡尔·莫蒂(Karl Motey)——的经过。卡尔·莫蒂承认,“在从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处收集信息后,收取费用提供给对冲基金的客户”。莫蒂成为政府方面的证人(他后来承认了向对冲基金公司提供未公开信息的罪名)。霍华德在宣誓陈述书中主张:“响尾蛇资本,尤其是纽曼,在2007至2009年间是莫蒂的客户之一。他们为莫蒂提供的关于两家半导体企业迈威尔科技集团(Marvell Technology Group)和联电(UMC)的‘内幕信息’支付了报酬。”(纽曼反驳称,他从未利用莫蒂提供的这两家公司的信息进行交易。记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莫蒂,但他拒绝就本文发表评论。)

搜查之后,纽曼一直使用带薪休假到2010年底。这意味着与响尾蛇的诀别。据纽曼说,2011年1月,响尾蛇资本的律师通知帕夫利斯:“纽曼为复职所能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于是纽曼决定离职。

与此同时,布罗德斯基不断给帕夫利斯打电话,努力让帕夫利斯的客户和自己谈话。据纽曼说,布罗德斯基向帕夫利斯施压称:“如果纽曼不愿意过来和我们谈,我们也可以和在响尾蛇资本装了窃听装置的其他人谈。”但在响尾蛇资本被搜查之后,纽曼决定不配合检察官。他说:“搜查对人们生活的干扰超出了必要程度,这也是对我的侮辱。”而且他相信自己没有做错事。

从响尾蛇资本离职后,纽曼回到与妻子吉尔(Jill)和当时9岁的女儿共同生活的马萨诸塞州尼德姆(Needham)住宅。纽曼说,那时他的婚姻已濒临破裂——后来确实结束了——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当时他还是个尽心的父亲。搜查之前,纽曼的日常是工作日与住在康涅狄格州威尔顿(Wilton)的母亲一起度过,周末回家。离职后,他希望尽可能多地与女儿待在一起。

<br> 纽曼说,自己几乎没有可能再被另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录用。目前他专注于重建自己的生活。纽曼在“法律的炼狱”中度过了数月。他每天早上醒来时都被自己可能被逮捕的凄惨恐惧折磨。在有关内幕交易的新闻报道之后,有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人员找到他家(当时他不在家)。还有一次,一位想要对话的彭博记者打来电话。纽曼没有接,后来取消了固定电话。他因为担心女儿醒来看到自己被逮捕的样子而无法安睡。他既无法工作也无法交易。他回忆当时说:“我饱受某种恐慌状态的折磨,每天所做的全部就是想着‘会发生什么事’。”

2011年9月,帕夫利斯从响尾蛇资本的律师那里听说,“公司为阻止蜂拥而至的投资者赎回(investor redemptions),正在推动与政府的和解谈判”(2012年1月23日,韩国法务部与响尾蛇资本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作为代价要求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韩国法务部合计支付900万美元罚款。2012年12月,响尾蛇资本宣布因投资者赎回而结束业务。在纽曼的有罪判决被推翻后,政府将900万美元罚款退还给了响尾蛇资本)。

一个月后的某个周五下午,怒气冲冲的布罗德斯基再次打电话给帕夫利斯。据纽曼说,布罗德斯基在电话里吼道:“搜查已经过去10个月了。你的客户必须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作出陈述。”“必须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万众关注的案件!”(布罗德斯基未回应《财富》就本文的评论请求)

他对帕夫利斯说,纽曼还有两周时间来见自己。据说帕夫利斯反问他:“如果你要给两周时间,如果你打算在两周内逮捕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掌握了什么?”

布罗德斯基回答:“我没说要逮捕他。你在说什么?”纽曼说,当帕夫利斯把与布罗德斯基的对话转达给他时,他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心里有种不太对劲的感觉。

第二周的周一,纽曼见了帕夫利斯。两人一致决定不去见布罗德斯基。纽曼对帕夫利斯说:“他们什么都没有。”但越是想布罗德斯基说过的话,纽曼就越担心。他想:“他们会捏造出些什么,最终总有一天会逮捕我。”

结果这件事发生在2012年1月8日凌晨6点,距FBI第一次给纽曼打电话大约过了14个月。纽曼当时在尼德姆的家中。正如他一直想象的那样,传来了敲门声。往窗外一看,看到8名FBI探员,其中还有尼德姆当地警察。共约12辆汽车挤在他家车道周围。但没有鸣警笛。纽曼说:“他们想让我惊慌”,“并且极其享受这一点。”纽曼为女儿还在睡觉而感到安心。

纽曼穿上T恤和长裤后开了门。他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事?”他说,当探员们短暂迟疑时,自己都感到吃惊。随后他们说:“我们以内幕交易罪名逮捕你。你必须和我们走。”纽曼说他要去拿眼镜。但探员们以“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在搜身之后给纽曼戴上手铐。纽曼主张,他们甚至没有向他宣读米兰达权利(Miranda rights)。

探员们把他塞进一辆小雪佛兰车后座时,纽曼也没有失去平静。他说:“我想着不能表现出陷入恐慌的样子。因为那是他们唯一想要的东西。”尼德姆与波斯顿相距约32公里,(因为是清早)到法院本是很快的路程。但据纽曼说,“两个愚蠢的FBI探员”沿着小镇和偏僻道路把他拉了很长时间。20分钟足够走完的路,他们绕了90分钟。

纽曼在早上8点左右抵达法院,最终被关进铁栏后。与纽曼同一间牢房里还关着一名被控敲诈银行的男子。那人问纽曼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纽曼回答说被指控内幕交易。男子说:“哦,和我一样啊。”纽曼枕着一卷卫生纸睡着了。几个小时后,联邦法院执行官记录了纽曼的指纹,并拍了他的上半身照片。房间里另有七名左右的执行官在看电影《无间行者(Departed)》,那是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以波斯顿警察为题材的影片。纽曼无法相信这种情形。他回忆当时说:“他们互相说着‘哇,这段太棒了’,全都看得入迷。”他还透露,执行官因为被电影吸引,第一次取指纹时甚至弄糊了。当天晚些时候,纽曼缴纳100万美元保证金后得以离开那里。

回到家的纽曼仔细查看了针对自己的起诉内容。他与Level Global的安东尼·基亚松一同被起诉。纽曼说,当时两人彼此并不熟悉。政府方面对被告主张的要点是,由他们的研究分析师——纽曼的托尔托拉和基亚松的阿东达基斯,两人都已认罪并正在与检方合作——组成的群体与其他人相互交换了“直接或间接从特定IT上市公司员工处获取的未公开重要信息”。主张称,托尔托拉常称之为“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的分析师群体把这些内部信息交给了纽曼和基亚松,两人据此进行了交易。

政府方面主张,托尔托拉从未被起诉的“共谋协同者”桑迪·戈亚尔(Sandy Goyal)处获得了关于戴尔的“内部信息”,而戈亚尔是从在戴尔投资者关系部门工作的内部人士处得到该信息的。换句话说,无论纽曼被怀疑利用的信息是什么,他都是第四个收到该信息的人。例如,在2008年5月29日戴尔发布业绩之前,公司内部人士——后来查明是戴尔投资者关系部门员工罗布·雷(Rob Ray),他并未受到检方任何起诉——被认定向戈亚尔分享了戴尔毛利率将高于预期的信息。政府方面主张,戈亚尔把该信息交给托尔托拉,托尔托拉又交给纽曼,纽曼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为响尾蛇资本的投资者带来100万美元收益(还主张同样的信息传给了阿东达基斯,再传给基亚松,后者利用它获得了400万美元收益)。

据称,同样形态的信息流动在2008年8月戴尔发布业绩之前也发生过。起诉内容中还包含“纽曼和基亚松在2009年英伟达(Nvidia)发布业绩时也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了交易”的主张。纽曼和基亚松分别被控多项证券欺诈罪和一项证券欺诈共谋罪。政府主张纽曼非法获取了总计400万美元。

纽曼很快就察觉到有什么不对。他确认了戴尔2008年5月季度业绩后发现,毛利率不是高于预期,而是低于预期。华尔街预计戴尔该季度毛利率为18.5%,实际为18.1%。他想:“他们用一件根本没发生的事起诉了我。”他立刻给帕夫利斯打电话。纽曼对自己的律师说:“我不仅记不起自己收到过什么信息,而且他们掌握的信息也是错的。”帕夫利斯答说有必要研究一下。

即便如此,纽曼判断是该另聘更有实力的律师了(响尾蛇资本投保的保险承担了纽曼1020万美元诉讼费用中的95%,其余由纽曼本人承担)。他新聘请了纽约律所谢尔曼·思特灵(Shearman & Sterling)的斯蒂芬·菲什班(Stephen Fishbein)和约翰·内桑森(John Nathanson)。他们很快就在戴尔毛利率问题上得出了与纽曼相同的结论。新律师们对纽曼说:“他们用毫无道理的罪名起诉了你。”

然而,政府在事实关系上的混乱,在联邦法官理查德·沙利文(Richard Sullivan)主持的审判中对纽曼并没有多大帮助。代表政府提起诉讼的安东尼娅·阿普斯(Antonia Apps)反驳称:“戴尔的信息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她主张,重要的是该信息本来就不该被分享这一事实。无论纽曼是否知道该信息出自何处,或者是否属于未公开重要信息,他都不该利用它进行交易。

纽曼在审判过程中经历了更不愉快的事。那是2012年末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历时6周发生的事,他得知了自己以前的分析师托尔托拉关于他的说法。在那之前,两人相处得并不好。纽曼说:“他不喜欢我”,“(或许因此)结局并不愉快。”纽曼说,在共事两年多之后的2009年末,因托尔托拉业绩不佳而将其解雇。纽曼表示,尽管如此,那一年他还是给托尔托拉支付了70万美元年薪。而在前一年,托尔托拉的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纽曼说:“他很生气。”纽曼给了他几个月时间去找新工作,之后才解雇他。托尔托拉很愤怒。

托尔托拉认罪,并决定帮助检方起诉纽曼。纽曼主张,托尔托拉是“把钱都花光了、别无选择”才不得不配合政府。在审判中,托尔托拉作证称自己因短线股票交易和赌博损失了数十万美元。在审判中被问及与纽曼的关系时,托尔托拉说:“我憎恨他。现在也讨厌他。”(记者通过律师向托尔托拉请求评论,但他未作回应)

经过两天审议,陪审团在2012年12月17日就4项证券欺诈罪和1项证券欺诈共谋罪判定纽曼和基亚松有罪。纽曼下定决心,在判决书宣读期间刻意没有表露任何情绪。

陪审团支持了检方的立场,即“无论机密信息来源如何,即便交易员不知道该信息是非法获取的,也不得用于交易”。纽曼的辩护团队主张这是推翻既有判例的新法。他们主张,在纽曼被判有罪之前,只有在▲分享机密和未公开信息的内部人士违反了对股东的忠信义务,且▲利用所获信息进行交易的人知道该信息是以不当方式获取的情况下,才构成违法行为。

阿普斯主张,纽曼自己本应知道关于戴尔和英伟达的信息是“坏信息”。但纽曼主张:“没有任何一名信息提供者被起诉。戴尔和英伟达的相关人员既没有被刑事起诉,也没有被民事起诉。如果不起诉信息提供者,内幕交易就不成立。”

2013年5月2日,法官沙利文判处纽曼54个月联邦监狱刑期。纽曼指责说:“我因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被判了54个月”,“法院不正常。”他还被判处100万美元罚款以及对不正当获取的奖金73万7724美元的没收处分。那大约是当时纽曼所持流动资金的一半。

巴拉拉通过公开声明给纽曼带来了更大的创伤。他在审判后说:“通过今天的判决,托德·纽曼成为腐败集团中第一个为自己行为受到惩罚的人。”“如果试图以非法方式取得优势、扰乱市场,最终就会像现在的托德·纽曼一样被剥夺自由。”

三个月后,纽曼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Secon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提出了对自己有罪判决的上诉。要点是陪审团的有罪裁决内容不能被视为犯罪。他主张,以至少数十年来适用的内幕交易法律来看,自己是无罪的。纽曼的辩护团队主张,责任在于未能向陪审团恰当解释法律的法官。谢尔曼·思特灵的辩护团队提交意见称:“综合来看,纽曼并非因利用他知道是不当获取的信息进行交易而被判有罪。”“陪审团没有被告知这些内容必须得到证明,政府也完全没能就此提出证据。而纽曼仅仅因为利用普通投资者没有的信息获得了收益就被判有罪。这不是犯罪。”

2014年12月10日,由3人组成的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支持了纽曼,撤销了对基亚松和纽曼的有罪判决。法官们判定“检方的主张存在缺陷,沙利文法官在向陪审团说明时犯了错误”。上诉法院判决内容中的重要部分是,检方主张纽曼和基亚松“知道自己是基于从违反忠信义务的内部人士处获得的信息进行交易”,但在审判中未能提出“任何证据”。

巴拉拉没有立刻放弃。他首先请求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作出“全席(en banc)”判决,即要求不仅是3人组成的法官,而是法院所属全体法官重新审理该判决。2015年4月,法院驳回了巴拉拉的请求。之后在去年10月,韩国大法院拒绝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进行再审,纽曼由此获得了彻底的自由。10月22日,巴拉拉撤回了对包括托尔托拉在内、在纽曼诉讼中认罪的6名“配合证人”的起诉。他表示,维持他们的认罪并非“为了正义”之举。托尔托拉的律师发表声明称:“我的客户在长达5年的漫长岁月之后获得无罪,非常高兴。正义终于得以实现。”

纽曼当然相信巴拉拉对自己的起诉是轻率且错误的。他主张:“巴拉拉指责华尔街所有其他人越了线,而在针对我的诉讼中,正是他越过了那条线。”

他说,当自己读到巴拉拉曾帮助Showtime人气剧集《亿万(Billions)》——讲述一位纽约铁腕联邦检察官热衷于扫荡从事内幕交易的亿万富豪对冲基金经理的故事——的制片人时,起初感到不快。他不喜欢把这种处境轻描淡写的想法。但纽曼看过节目后心情好了起来。他微笑着说:“他们其实把对冲基金经理描绘得比南区的美国检察官更帅气。”

如今纽曼专注于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拉回轨道。他也在少量做一些股票交易。但据他说,由于再被对冲基金公司录用的机会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他也就不去勉强尝试。他打算创办一项事业,帮助与自己处境相似的其他人渡过难关。

他有许多来之不易、想要分享的教训。审判本身尤其痛苦。他说,“坐在那里被撕扯五周”尤其让人难受。受到侮辱的纽曼说,他当时开始失去能够胜诉的希望。但他重新振作,继续战斗。纽曼自己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永远改变了我们监管华尔街的方式。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WILLIAM D. C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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