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23 | BY TORY NEWMYER

希拉里对企业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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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的姿态 —— 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于去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以及已成为主流的无党派选民传递自己的信息。<b>为了拿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门票,希拉里·克林顿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华尔街的竞选承诺。但内部人士与专家判断,她的政策具有亲增长倾向。让我们仔细审视她的计划。</b>

在正式投入总统候选人竞争的4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利用午餐时间,在纽约中城的一间会议室会见了十余位世界级经济学家和进步派政策制定者。除主办人、劳拉尔(Loral)前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之外,出席这次聚会的还有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聚会目的十分明确:帮助这位胜算很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制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的战略。克林顿知道,这一挑战课题是能否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决定性部分。若一切顺利,当选总统也是十拿九稳。但解决方案并不明确。经济复苏持续了5年,已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阵脚,但同时也暴露出根本性的脆弱环节。企业利润和股市再次走高,而工资涨幅却停滞不前,认为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在享受好时光的挫败感正在蔓延。

那天聚集在洛伊斯丽晶酒店(Loews Regency Hotel)的专家们在向即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提供建议时,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一致认为,下一任总统应把重点放在几项政策上——通过大规模投资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加强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持、为中小企业废除官僚主义,以及为劳动者开展技能培训。这些建议的共同分母是经济增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与“财富再分配”或作为新政治势力登场的进步阵营所偏爱的“公平性”之类的主题保持了距离。克林顿似乎深有共鸣。施瓦茨表示:“很清楚,她有强烈意愿去打造一个以投资和增长为基础的经济。”

但即便克林顿本能上被市场友好型政策吸引,选民却在强力地把她拉向相反方向。在此前的初选中,公众对既得利益阶层(The Establishment)及其共识导向(Consensus-Oriented)处方的反感有多深,已暴露无遗。共和党选民抛弃了大多数职业政治人候选人,转而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提出的边境墙。民主党人也涌向演讲现场,支持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位相貌朴素、来自佛蒙特州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承诺将财富从最顶层的1%大规模转移到中产阶级。在民主党内摸爬多年的“政治老手”克林顿,处在如同蒸发的烟雾般无从着力的尴尬位置。

但她很早就表现出自己也理解求变的呼声。克林顿没有完全复制伯尼·桑德斯,而是选择了差异化战略。去年夏天她在首场大型经济演讲中呼吁构建“以增长与公平为基础的经济”。克林顿强调,增长与公平“二者缺一不可”。她的演讲恰当地把丽晶酒店聚会上讨论过的“经济增长方案的必要性”,与提高最低工资、扩大育儿福利以及为劳动者分享利润等“进步派优先议题”结合在一起。此外,克林顿把“敲打企业”政策的第一枪指向了企业的短期业绩主义。她力陈,企业正在损害长期价值、一味追逐短期业绩。

此后克林顿的竞选活动就像高空走钢丝。自称“务实进步主义者”的克林顿一方面要求重塑既有的经济规则,一方面又积极支持经过长期检验的构想渐进落地。总之,到目前为止她把平衡把握得不错。桑德斯风暴一直刮到去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民调显示选民正在向支持克林顿集结。进步阵营领袖也决定先给她一点信任。在代表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演讲中,克林顿按进步阵营的口味承诺提高“华尔街、企业和最富有者”的税。她这样强调:“美国企业享受了太多好处,如今应从爱国心出发,把得到的回报给国家。很多企业正在这样做,但不这样做的企业也太多了。”不过支持克林顿的亲企业团体则关注她演讲中的另一段内容:“作为总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本土提高工资,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多好工作。”

中左翼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总裁乔纳森·考恩(Jonathan Cowan)称赞克林顿的接受提名演讲内容是“令人惊喜的礼物”,因为她一目了然地展示了作为总统的未来构想。考恩盛赞说:“尽管伯尼·桑德斯在场,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接受提名演讲中并未提及工资不平等或拆解美国经济体系,反而谈到更多工作和更高工资。我认为对她已别无所求。她展示了中间派经济的精髓。”

距大选仅剩数周,克林顿与特朗普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企业家和选民也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谁更亲企业?在去年5月的封面报道中(请参阅《财富》网站上的《特朗普式经商之道(Business the Trump Way)》一文),《财富》深度追踪了房地产财阀特朗普的过往记录和他公布的计划。现在我们对克林顿也在做同样的工作。这一次坦率地说,可供挖掘的公开资料相当多。事实上,商界领袖对她的了解超过近年记忆中任何一位候选人。克林顿不仅在过去25年里受到公众关注,还与企业家们建立了私人交情。那么,从她作为治国伙伴——作为丈夫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同行者——所经历的第一届政府经验(那是民主党与民营企业关系最好的时期)来推断,双方关系的空隙中还有什么需要填补?

再次强调,这次选举每一刻都出人意料。主要候选人在进步与保守之间来回改变立场,使人很难准确把握谁在想什么。特朗普用几乎没有实质内容的竞选活动制造舆论声势,只是在放大空洞感,也因此自己造成了对大多数选民而言克林顿成为无可奈何之选的局面。克林顿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尽情施展自己“含糊修辞”的特长(她这种不明确的习性引发了整个选举期间一直困扰她的国务院邮件丑闻)。因此我们通过对12位商界领袖、政治评论人和经济学家的采访,试图找出克林顿对企业和经济意味着什么的答案。当然,克林顿本人没有与我们对话。但《财富》接触了她身边众多内部相关人士,并与各领域专家一起审视了她的经济计划。本次调查显示的事实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进步阵营的激进诉求,克林顿作为“繁荣与增长的守护者”,对企业抱有充分的信任。

克林顿一方在面对被拉入自己阵营的商界领袖时,更加强调这一立场。克林顿竞选政策首席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通过电话进行的吹风会上向企业家们说明:“克林顿将把重点放在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上。”那次电话是克林顿阵营针对企业高管和共和党支持者精心推进的战略的一部分——整个夏天都很有效。结果,平常会把竞选捐款集中给共和党候选人的企业,正以压倒性差距支持克林顿而非特朗普(见图表)。这种一边倒的赞助,既显示出企业家希望谁当总统,也同样显示出他们认为谁会当总统。克林顿获得商界压倒性支持这一点是明确的。

随着竞选推进,首席执行官和共和党知名人士接连宣布(对克林顿的)支持。起初是因为惧怕特朗普获胜而涌向克林顿,后来则是因为克林顿听起来合理的经济政策而表态支持。惠普企业(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她是迄今克林顿阵营招揽到的共和党人士中经历最为亮眼的一位——评价说:“她真心、而且实际上对企业抱有好感,也很理解企业家的作用。整体来看,她倾向于把企业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审判日正在迅速临近。如果克林顿获胜,她将在总统就职宣誓前任命政府主要人员(进步阵营会借此检验她求变的诚意)。如果她过度启用老练的华尔街人士,进步阵营将给克林顿打F。此外,如果她在11月的选举中胜出,还必须重新处理已失去动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TPP)的相关议题。她在担任国务卿时,为12国参与的综合性贸易协定TPP的启动出过一份力。然而随着国民对自由贸易的反感加深,克林顿在整个竞选期间一直反对该协定。而奥巴马总统为挽救这一协定,正准备在选举之后全面出击。因此克林顿可能不得不采取与前任相反的立场。据身边人士说,克林顿上任后大概会优先处理一系列法案,包括税制及财政政策(见图表)、移民法修订,以及扩大普及性学前教育(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之类的社会保障项目。尽管克林顿做出站在进步阵营一边的姿态,但企业家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她会成为(虽非完全同盟)理性的治国者。

如果克林顿胜出,预计她将带着“可疑的殊荣(dubious distinction)”入主办公室。在共和党继续掌控众议院、参议院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克林顿将成为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之后,首位在两院均被共和党掌握的情况下就任的民主党总统。事实上,对克林顿而言,局面并不宽裕到能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闲聊。回顾一下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前两年:当时民主党以压倒性优势掌控参众两院。得益于此,奥巴马顶住可预见的共和党强烈反对,得以将具有历史意义、雄心勃勃的议题立法化(7870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向底特律汽车企业提供救助资金、华尔街改革,以及他的代表作医保改革等)。与此相对,即便克林顿以压倒性票差赢得大选,几乎可以确定,她在推进任何事情时都必须与共和党领导层周旋。

内部人士说:“克林顿设想的最佳剧本,是国会批准为重建美国老化基础设施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资议案,从而让总统任期有个漂亮的开局。”她曾把美国道路、桥梁、机场、铁路的绝望状况形容为“国家紧急状态”,专家们也认同这一看法。据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数据,美国基础设施水平已从2002年的全球第5位下滑到去年的第16位。预计这一排名还会继续下降,因为用于维护和应对不断增长的交通量的财政支出并未到位。克林顿要求在未来5年内投入2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直接投入交通及其他项目,其中250亿美元预计用于设立向民营建筑企业提供贷款和担保的基础设施银行。修好破损的道路和桥梁只是目标的一部分;克林顿一方期待这些支出能创造建筑相关岗位,为加快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克林顿的顾问们承认,这一政策提案并不新鲜。为改善基础设施而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曾是2012年奥巴马连任竞选承诺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未能获得足够的共和党支持,在第二个任期内甚至没能启动。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克林顿会做得更好的依据是什么?首先,美国的基础设施在过去4年里持续恶化。出身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现在克林顿竞选阵营工作的雅各布·莱本卢夫特(Jacob Leibenluft)解释说:“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这一事实正在营造出一种政治条件,即现在正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最佳时机。”

然而共和党不会轻易同意花费数千亿美元的政策。为把反对党拉到谈判桌前,克林顿也曾暗示有意把支出计划与简化企业所得税法一并处理。她的老纽约同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去年春天就这一打包方案与共和党进行过谈判。如果民主党重新掌控参议院,他有望出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谈判的确切轮廓尚未浮现。但核心在于,对美国企业藏在海外的2万亿美元境外利润适用折扣企业所得税率,使其能够汇回国内。根据适用的税率,仅这笔税收就可能筹得足以支撑基础设施支出的财源。但政策制定者不能仅凭这一点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必须解开像魔方(Rubik's Cube,*译注:正六面体拼图玩具)一样复杂纠结的其他税法,协调好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的所有企业,使其不致反弹。没有把钱转移到海外的大企业会主张,折扣企业所得税率应公平适用于所有企业。如此一来,一方获得税收优惠,另一方则可能成为受害者。因为谈判各方很可能为弥补减少的企业所得税而废除税法上的优待条款。若出现这种局面,适用个别企业所得税率的中小企业也会要求优待措施,从而产生连锁反应。

<br> 贸易冲突 —— 去年7月费拉德尔菲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日,示威者表达对TPP的反对立场。克林顿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所有企业的利益诉求。但作为这场谈判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可能会让她与进步阵营产生裂痕。他们显然会把企业所得税减免视为给予部分跨国企业的不公平优惠。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政策事务官达蒙·西尔弗斯(Damon Silvers)指出:“完全切断企业为将人力外包到海外而获得的税收支持很重要。必须让它们不能轻易推迟为海外利润缴税。那样就会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流入美国。这正是重建基础设施所需的财源。”

克林顿虽未明确说明将如何进行全面的税法修订,但她暗示会同时运用胡萝卜和大棒。例如在奖励层面,她提出对雇用实习生并与劳动者分享利润的企业给予减税,对持有中小企业股票5年以上的情形废除资本利得税等建议。在惩罚层面,她试图通过强制把总部迁往海外的企业就海外利润缴纳“离境税(Exit Tax)”,来抑制“企业迁移(Corporate Inversion)”。此外还要求改进使跨国企业能够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也就是实现“利润剥离(Earnings Stripping)”的法律漏洞。

当然,税法修订需要国会的配合。如果克林顿无法争取到配合,她也许会动用自己的行政命令权(Executive Authority)绕过国会,并通过新立法推动变化。这里来看看华尔街改革。克林顿为自己担任参议员时所代言的华尔街拟定了勒紧缰绳的计划。如果她成为总统,大概能在没有国会帮助的情况下推进自己政策议程的大部分内容。那么她的愿望清单上有什么?可以列举:强化禁止大型金融公司用纳税人存款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新设报告义务,以及对企业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高管提起公诉等。

在初选对决中,进步阵营猛烈批评克林顿,称她看起来对保护高盛的利益比对国民更有兴趣,因为她拒绝公开自己面向金融机构所作演讲的内容。但她的华尔街改革方案一直受到改革支持者的很多赞誉。非营利组织“更好市场”(Better Markets)总裁丹尼斯·凯莱赫(Dennis Kelleher)提到她努力恢复衍生品交易条款,作为显示克林顿意志的证据。他评价说:“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知道这一条款是什么的人极少。尽管如此,她仍表现出非常积极地监管大型银行和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体系——处于监管盲区的非银行机构——的意愿。”

尽管如此,华尔街仍在不断填充她的竞选资金库。据政治资金监督团体CRP(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统计,证券与投资业(华尔街)为支持克林顿的竞选活动及支持她的外部团体投入了4750万美元,与捐给特朗普的34.6万美元形成鲜明对照。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局面:至少金融机构相信,与特朗普不同,克林顿在发挥领导力时不会把市场搅得一团乱。支持克林顿的共和党籍经营者、美高梅度假村(MGM Resorts)首席执行官吉姆·穆伦(Jim Murren)解释说:“市场真的讨厌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不仅令人不安,还会大幅拉低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克林顿担任纽约州参议员8年的行迹,对她了解得很透。一位熟悉克林顿竞选阵营的金融界人士说:“她理解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也理解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克林顿的改革优先顺序一直保持一贯。”他还补充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修辞上,克林顿的反华尔街言论都变得更加尖锐。因为时代潮流如此,国民也在生气。”

相反,企业在另一点上感到愤怒和挫败:正是过度监管。奥巴马总统在任7年间,完成了创纪录的392项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监管规定。想要获得企业支持(更不用说共和党支持者)的克林顿若要入主白宫,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放松监管的姿态。去年8月她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她主张放松对地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监管,让中小企业融资更为便利。

进步阵营对这一点仍然担忧。因此进步倾向的团体正联合起来,努力监督克林顿的政治人事选用。包括劳工界在内的多个团体活动人士正在州政府、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彻底搜寻,为克林顿将要任命的约4000个公职岗位寻找合适人选。据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说,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人事就是政策(personnel is policy)”。意思是,如果把出自下届政府应监管的机构的人士任命为监管负责人,那么再好意图的改革方案也会一开始就搁浅。监督离职官员照顾旧东家现象的团体“旋转门项目”(Revolving Door Project)主任杰夫·豪泽(Jeff Hauser)强调:“我们希望政府对其要监管的产业抱有客观且建设性的怀疑。这并不是说要终身禁止他们与业界的联系,只是要在公共利益层面展现监管意志。”但据熟悉克林顿竞选阵营的身边人士说,她似乎不会在这种压力下退缩。这位内部人士说:“她最终会启用自己想用的人。她会倾听现实的声音,但不会因为那个现实而限制自己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游说人士把“克林顿会找办法推翻奥巴马政府禁止在政府要职上启用前业界人士的政策”视为理所当然。

克林顿在应对大企业上也并非一向娴熟。她通过早期的政策制定经历——1994年主导丈夫的医保改革攻势——得到过一个惨痛教训:政治领袖若向既有业界屈服会发生什么。当时身为第一夫人的克林顿在保险业播出那则著名的反医保改革广告“哈里与路易斯(Harry and Louise)”后,拒绝与保险业利益团体谈判。政府随即受到保险公司和许多利益团体的攻击。它们在让国民不再支持改革方案上起了很大作用。克林顿在2003年的著作《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回顾当时的失败,还刺了一句:“为哈里与路易斯广告出钱的人如今过得更好,但美国人却没有。”

克林顿在凭自己的力量当选公职之后,开始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为参议员的她为通过跨党派法案,努力与曾是丈夫敌人的共和党支持者建立共识。在纽约,她赢得了纽约市和州北部地区企业家的好感。克林顿代表他们废除官僚主义、提供建议,因而获得青睐。举例来说,由于与康宁(Corning)——一家1851年创立以来一直倾向共和党的制造业技术企业——建立了紧密关系,其员工为总统竞选捐款了21.4万美元。克林顿在担任纽约州新人参议员时就与康宁建立了关系。当时她争取到数亿美元联邦资助,使康宁率先开发的减排技术得以装配到公交车和卡车上。同时期,她还在康宁向中国销售的光纤产品关税争端中站在公司一边。克林顿亲自向乔治·W·布什总统请求帮助,成功解决了那个问题。她成为国务卿后也继续支持康宁。2012年中国政府与康宁因知识产权问题对立时,她也积极介入。

保守派批评者强调,她与康宁的互惠关系是“克林顿夫妇与支持他们的企业之间腐败勾结关系的证据”。他们指出的依据是,康宁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10万美元,并于2014年向前国务卿克林顿支付了22.55万美元演讲费。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克林顿长期为康宁在中国的利益发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可以从中读出她对企业在美国的实力以及为维护这一实力而在全球承担何种角色的看法。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个项目定义了她:首先是认清亚洲崛起为经济强者的现实,把美国外交的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另一个是做出基础性努力,使经济价值在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中得到更多考量(这是她称之为“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工作方式)。她以平常的方式实现了第二项成果。每次会见其他国家的外交对手时,总会随身带上在进入海外市场上遇到困难的美国企业名单(曾任国务院经济、企业与农业事务副国务卿的罗伯特·霍尔马茨(Robert Hormats)表示:“这类事并不新鲜。但通常是由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而非部长来做的工作。”)

这两个项目发展成了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如康宁的案例所示,考虑到克林顿的“护企业”做法,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想见的。她是奥巴马政府内部为TPP辩护的主要支持者之一(TPP是把占全球经济活动40%的环太平洋市场连成一体的大规模贸易协定)。该协定包含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越南(中国被排除在外)。除为美国出口企业创造新机会之外,目标还在于在美国的主要市场制衡中国的影响力。克林顿在2014年的著作《艰难抉择(Hard Choices)》中写道:“TPP将把亚洲与南北美洲的整个市场捆在一起,降低关税壁垒,并提高劳工、环境及知识产权领域的标准。”她还进一步把该协定称为“强化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战略计划”。

然而她的热情未能持续。桑德斯去年10月强调反对TPP,在民调中领先。于是克林顿宣布,协定最终案未达到自己所认为的标准,因此将反对该协定。此后她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决。克林顿终于在去年8月宣布:“现在我反对那个协定。选举之后我也会反对。而且作为总统也会反对。”选举相关人士也确认那是克林顿的真心。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会支持该协定。但支持她的亲贸易民主党人和企业家们,依据罗夏(Rorschach)心理分析测试所看到的候选人克林顿的特性,并不把这话当真。担任亲贸易团体“新民主党联盟(New Democrat Coalition)”主席的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众议员罗恩·凯恩德(Ron Kind)说:“她骨子里就是国际主义者。尤其清楚自己在环太平洋地区有重要角色要发挥。我至今没见过一位不觉得有必要扩大贸易协定的总统。”惠普的梅格·惠特曼也附和说:“她大概会为修正自己认为不足的部分而试图重新谈判协定。我并不认为克林顿从根本上反对自由贸易。”

作为承诺经济增长的人,她不能反对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作为想在反全球化阵营主导的大选中取胜的人,她必须反对自由贸易。亲企业倾向的选民提出的最终问题是:“她能否同时维持两边立场并赢得大选?”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TORY NEWM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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