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7年11月22日正午前后,非洲大陆南端海域。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的4艘葡萄牙船队驶过这片海域。船队一片欢腾,因为他们相信已经通过了被认为是非洲最南端的风暴角(Cape of Storms)。通往印度的路上出现了希望,怎能不喜。实际上非洲最南端是位于东南方170公里处的厄加勒斯角(Cape Agulhas),但船队在次年5月终于抵达了印度。
葡萄牙船队从出航到抵达非洲南端约用了7个月。这支由当时可称为尖端船舶的3艘卡拉克帆船和1艘卡拉维尔帆船、178名船员组成的船队历经无数艰险。自里斯本出发后在大西洋上绕了一个大圈,几乎抵达巴西附近。航行距离约1万公里。之所以经历了比任何欧洲人都更长的航程,是因为葡萄牙航海者留下的航海日志。
达·伽马的船队首先遵循了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的经验。迪亚斯比伽马船队早9年航行到非洲南端。他因船员反对而放弃了继续航向印度的念头,但把必须在大西洋上大幅绕行才安全的经验写入日志。对于一旦接近赤道海水就会沸腾烧毁船只的恐惧,也影响了航线选择。被打破的古老认知不止这一条。非洲大陆南端还存在另一块巨大大陆、因此无法经海路航抵印度的古老信念也随之消失。(若按整个地球曾是一块原始大陆的泛大陆(Pangaea)理论,古人的信念也不能说全错。)
最值得关注的是达·伽马航行带来的经济冲击。探险与大航海时代由此全面开启。当时的欧洲人对葡萄牙发现印度航路的关注,超过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因为这能赚钱。继哥伦布之后的西班牙探险队只是声势浩大,却未能带回丰厚的金银,而葡萄牙船队则不同。
仅剩30余名船员、只保住两艘船,在出航26个月后返港的达·伽马带回了印度的香料。尽管据说自出航时就未能装载足够能赢得印度人欢心的物品,因而换回的香料不多,但出资者获得了超过投资额60倍的分红。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把位于印度航路要冲的风暴角改称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在包括胡椒在内的Tongyang香料价格与同等重量黄金相当甚至更高的年代,印度航路的开通为欧洲历史开创了新纪元。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直接贸易大幅增加。1453年灭亡拜占庭帝国、封锁欧亚通道的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收的高昂通行税和关税不再需要缴纳,欧洲人得以随意输入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和棉制品。受葡萄牙成功刺激的法国和英国探险家也积极投身海洋。
葡萄牙的意外收获并未止于开辟印度航路,还附带发现了巴西。备受鼓舞的葡萄牙在达·伽马船队归来仅6个月后派往印度的大规模船队,再次在大西洋上大幅绕行,从而发现了巴西。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以及大西洋—太平洋航路的发现,也受到达·伽马开辟印度航路的刺激。生于葡萄牙却效力于西班牙的麦哲伦坚信,只要沿与葡萄牙掌控的印度航路相反的方向持续航行也能抵达印度,于是不断西进,最终找到了经麦哲伦海峡从大西洋安全通往太平洋的航路。
达·伽马探险100年后,荷兰和英国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印度航路上船舶往来密集。大量涌入的珍贵Tongyang物品,加上从美洲大陆流入的巨额白银,使商品的供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商品价格飞涨的物价革命强化了商人追逐利润的动机,工业革命的萌芽由此产生。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可谓名副其实地成为欧洲走向希望的转折点。
它是否也给东方留下了希望?并没有。在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之后,心地和善的传教士进入亚洲,传播针线、望远镜等价廉质优的欧洲商品。在警惕心被瓦解之处,随之而来的是鸦片之类的毒品,最终是枪炮刀剑。亚洲、非洲沦为殖民地,世界史的主流转向欧洲。欧洲人所看到的“希望”,对亚非而言正是宣告帝国主义掠夺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