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以修建道路基础设施开启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随着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建筑业得以发展、物流日趋活跃,第一次"汉江奇迹"由此开始。凭借第一次汉江奇迹成长为制造业强国的大韩民国,若要通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第二次汉江奇迹,首先必须拆除数据高速公路上的监管路障。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使众多产业超融合。为实现融合,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由技术与制度这两大支柱构成。然而,世界经济论坛(WEF)对韩国的评价是国家竞争力第26位、技术竞争力第23位、制度竞争力第69位,这表明当前最迫切的课题并非技术,而是制度。也就是说,韩国处于"技术挣来的被制度吃掉的结构"之中,即便开发出创新技术,也因僵化的法律与制度而延误产业化,在众多第四次产业领域落后于中国。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收集与利用,这是绝对性的。为此必须打通在线高速公路,但在韩国国内,由于过度的数据监管,在线高速公路处处设有路障。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设备产生的数据在线上经过编辑与复制、融合为服务从而打造最优化世界的过程,已应用于制造、医疗、旅游、教育、金融、汽车等所有产业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融合按照此前连载中提出的O2O平行模型,经历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创造价值→最优化的过程。即从物联网(IoT)、生物体互联网(IoB)收集的数据在云端成为大数据,再由人工智能(AI)创造出预测与定制的价值,从而使世界最优化。
问题在于,审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监管可以发现:数据收集与最优化阶段受IoT、IoB相关监管束缚,存储与分析阶段受云制度、大数据制度相关监管束缚,创造价值阶段受AI制度以及线下服务融合相关监管束缚。
下面来看医疗、物流、金融产业中与O2O最优化过程相冲突的监管现状。首先在健康护理领域,数据收集阶段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共机构个人信息法、医疗法等相冲突。存储与分析阶段,在通过分析个人生物体数据进行指导的过程中,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共机构个人信息法、医疗法等相冲突。创造价值阶段,与按个人情况(所患疾病、运动量、睡眠)开展远程医疗相关的医疗法、以及将医院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医疗机构所涉及的医疗法等相冲突。最优化阶段,在进行个人定制健康管理的过程中,医疗器械法、国民健康保险法、医疗器械复合认证等,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监管相冲突。
在金融领域,数据收集阶段,在收集支付结算数据的过程中与电子金融交易法、电子金融监督规定、《金融实名交易及秘密保障相关法律》等相冲突。存储与分析阶段,在分析消费者结算模式的过程中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冲突。创造价值阶段,在掌握消费者信用的过程中,CREDIT INFORMATION USE AND PROTECTION ACT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冲突。最优化阶段,在提供最优化金融产品的过程中,电子金融交易法、资本市场法上的投资中介业法等,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监管相冲突。
如上述案例所示,韩国企业受各种监管阻碍,难以成长与发展。笔者想再次强调,韩国在金融科技、IoT、AI、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等尖端产业显著落后于中国,原因不在技术,而在监管。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以原则禁止为基础的韩国式正面清单监管存在明显局限。需要如中国那样,大转向为原则允许的负面清单监管。在通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道路上,监管改革先于技术开发。
创造经济研究理事会理事长、KAIST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