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斗山集团会长朴容晚的长子、斗山集团第四代朴瑞元专务5年前为自己的随笔集所起的书名是《会思考的疯子》。1979年出生的他在校成绩为53人中第50名。虽与学习绝缘,但创意却格外出彩。正如他成年后在采访中所说“找到喜欢的事那一刻,人就变了”,他对“着迷之事”的热情非凡。他的能力最终在广告公司Oricom得以闪光,斗山集团也把集团重点业务免税店交给了他。
从Seoul Economic Daily今年8月针对20家集团第三代所有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他们心中满是打破外壳的渴望。被要求以美国通用电气(GE)或IBM为100分来比较自家公司的创新分数时,多数人给出的分数仅为“60~65分”。他们最想改变的部分同样是“移植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文化”。由此可见,他们对创业者或父辈一代传承下来的垂直、官僚企业文化有多么憋闷。
在因“崔顺实门”大企业再度遭受考验的当下,不妨叠加想象第三代所有者们的心境。因Galaxy Note7事件本已心烦意乱的三星集团,面对大规模搜查更是满心怅然,其他企业也惴惴不安。在要求“正义(?)调查”的舆论压力下,检方势必要把绳索套在某位大企业负责人身上,部分掌门人或许会站上检察厅的采访线。唯有如此,舆论才能消气,而尚未对大马找到相应嫌疑的检察官们也才能保住面子。企业这次成了被抛上政治门事件祭坛的祭品。
有人对此高呼“企业是任人宰割的吗”,也有人批评“企业真的100%是受害者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这些分析,可能只是为安抚某些人情绪的“言辞盛宴”。
此刻我们真正应设定的基准点是“未来”。虽然并非所有企业如此,但若要细究,崔顺实门是父辈一代经营的产物。部分第三代所有者被推上砧板,但他们对所谓美尔财团之类究竟有多少关心,值得怀疑。
归根结底,对企业而言,崔顺实门应成为与政治诀别的“最后遗物”。
崔顺实及其周边人物利用了父辈们未能切断的与政界的肮脏脉络。面对每逢活动便对政界人士和高级官僚卑躬屈膝的父亲们(掌门人)的照片,他们尽情嘲笑并寻找猎物。而且专挑有伤口的地方下手。看他们把正在接受调查的、属于特赦对象的、甚至需要并购(M&A)审查的地方都一一找出来伸手要钱的手腕,简直令人瞠目。他们就这样巧妙地利用了父辈一代所承受的政经勾结创伤。
年轻的三四代该做的事正在此处。若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真心希望将庞大组织变为年轻敏捷文化的“文化创新计划”取得成功,就应由本人果断宣布与政经勾结切断关系。成为登记董事,从这一层面而言是宝贵的机会。应大幅强化董事会职能,并建立足以媲美“企业版金英兰法”的强有力制度装置,使政治无法伸手。
其他三四代亦然。一边高喊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一边窥探政界,是怯懦之举。在企业的创造性文化中,政治经营是最危险的毒。即便反企业情绪与令人厌烦的监管枷锁再苛刻、再吃力,也要坚持到最后去突破。那才是正攻法。当一面向组织成员高喊“创新”,一面在帷幕之后再次对政经勾结散发的甜味心生诱惑之时,我们的未来也只能是惨淡的。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