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总统去年7月24日在青瓦台出席创造经济革新中心负责人及支援企业代表团座谈会,会后合影留念,随后与支援企业代表和创造经济革新中心负责人交谈。赵亮镐(前排左起)韩进集团会长、孙京植CJ集团会长、金昌根SK Supex追求协议会议长、郑梦九现代汽车集团集团会长、许昌秀 GS集团会长、朴容晚斗山集团会长、具本茂LG集团会长、李在镕 三星集团副会长。/韩联社
在被指以朴槿惠总统幕后实权人物身份操弄国政的崔顺实面前,韩国大企业毫无抵抗力。本应以董事会为中心依照法律和内部规章作出决策,但在政治权力的压力之下,这套体系并未运作。以“为了公司”的无奈之举,甚至企业自身还要求对价,上缴了数百亿韩元。
因“崔顺实门”,要求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性手术、以废除韩国特有的“政治经营”惯例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指出,即便企业总裁或首席执行官(CEO)所作决定是为了企业利益,一旦政商勾结行为曝光,就应不论司法判断如何,立即从经营一线退出,需要建立“一击出局制”等强有力的制度。
据6日财界及学界消息,为防止类似崔顺实门事件再次发生,要求引入对与政治不正当挂钩的企业人士不问理由一律处罚的“企业版金英兰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分析认为,企业自身应改善脆弱的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决策体系,从而具备抵御政治经营外部风浪的体力。首尔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京默表示:“应把崔顺实门当作强化国内企业治理结构的契机。”
韩国企业在政治权力面前无法挺直腰杆,原因被指为韩国特有的循环持股治理结构以及并非以董事会而是以总裁为中心的经营方式。所有者经营固然有其优点,但在政治经营等方面制约所有者的体系仍不完善。上世纪60至70年代为高速增长而采取的战略成了回旋镖,在外汇危机20年后仍在反复拖住企业的脚步。
这种反复出现的政治经营,源于韩国企业脆弱的治理结构。面对背靠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韩国国税厅和检察机关的政治权力的施压,依靠循环持股成长起来的韩国企业难以自由。实际上,国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水平被评价为不如后发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GFS)报告中的企业治理结构水平,在信息披露水平指数上,韩国2014年为7.0,在20个国家中与阿根廷、波兰、印度并列第13位,排名低于马来西亚(10分)和泰国(10分)。
尤其在循环持股结构下,为传承而必须增加总裁family持股的企业处境更为艰难。也就是说,在持有少数持股的总裁不受股东和董事会制约而独揽大权的现行治理结构下,政府更容易以检察调查为由胁迫企业。
去年7月朴槿惠总统与各主要集团总裁逐一单独会面,要求配合Mir和K体育财团的设立,而总裁们别无选择地响应,其背后同样是这种虚弱的治理结构。政治权力钻企业弱点、将其变成私人钱柜,于是出现了53家企业共出资774亿韩元的局面。对财界总裁而言,眼下可能出现既在政府施压下出钱、又要接受检察调查的情形。
专家们一致认为,沿此思路,国内大企业应切断循环持股、以控股公司体制改善所有权结构,同时尽快推进外部董事制度改革等,即必须在制度上制定防止政商勾结再度发生的对策。一位财界人士表示:“如果没有即便是总裁只要有一次政商勾结违规行为就出局的强有力制度,以韩国的文化很难防止崔顺实门重演。”
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切断政商勾结的链条、把决策中心转移到董事会,首先必须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
在外部董事仅充当企业举手机器的情况下,极少出现违背总裁意愿的决定。即便在董事会制度运作相对良好的金融界,外部董事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被评价为易受政府影响。
在朴槿惠政府初期,曾有通过修订Commercial Act来强化治理结构改革核心之一——董事会独立性的动向。内容是排除最大股东或特殊关系人参与外部董事候选推荐委员会,以保障董事会的独立性。当时还有诸多提议,如将前任职员出任外部董事的限制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以强化外部董事任职障碍事由,以及必须将员工持股会或小股东各推举的1名候选人选为外部董事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过度限制企业经营活动的毒丸条款。
但有声音认为,至少其中确保决策透明性的内容应借此机会认真研究引入。即应设立作为董事会内部委员会的高管推荐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强化外部董事权限;通过内部审计部门强化对挪用公司资产等不正当行为的处罚与监督;最大限度减少法律未予保障的企业幕后组织等,真正建立“正道经营”的框架。
一位财界人士表示:“应开始讨论如何借此次事件,不仅使政界、也使财界整体的企业文化向全球标准提升一个层次的变革。”/姜道元·李宗赫记者 the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