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心。这恐怕是当下大多数具备一般常识的韩国人的想法。围绕现任总统的去向,弹劾、下野、组建举国内阁、道歉后继续履职等各种意见纷呈。总统支持率已跌至5%以下。在民主共和国,这一水准意味着总统无法履行职务。有关总统的正当性、权威与履职能力的根本性问题正被提出。
总统表现出继续履行总统职务的意志。在当前局势下,执政党与在野党大体上能够达成一致的,是要求总统不再介入内政。而且连在野党也要求总统只专注于外交与国防问题。这说明了国内当前对外交安保领域重要性的认识水准。
仅从目前呈现的结果来看,总统严重违背了宪法价值,未能区分公与私,甚至连让国民信服的最低限度的对国民共情能力也有所欠缺。其结果是,人们对其政策决定的判断能力、合理性与正当性提出了本质性的疑问。因此才有了不要再介入国内政治权力行使的要求。然而这里产生的问题是,究竟能否让这样的总统专管外交与国防?相比内政问题,正是外交安保领域会给国家命运带来更为严重的祸害。
国内政治一旦出现政策失误或过度行为,可以立即被察觉,纠正的反作用也会随之出现,相对危害较小。但对外政策或国防安保问题,无论事情多小,都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轻视这一点的国家,在21世纪复杂动荡的国际政治环境中难以生存。外交安保政策判断的失败或副作用往往不易显现,而当问题显露时又难以纠正,其代价则完全由普通国民承担,甚至影响国家的生存。仅前任时期的副作用就已经满溢有余。
进入朴槿惠政府以来,韩国的外交基调经历了巨大变化。从初期的联美、和中、谴日、包北的战略基调,到2016年转向盟美、牵中、协日、压北的战略。对于这一可能改变国家命运的巨大转变,无人能够以合理的正当性或一贯的战略基调加以说明。在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正式渠道的国家安保室室长、外交部、国防部、统一部长官,甚至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都未曾有机会与总统坐在一起深入商议。也就是说,他们被排除在实际的政策决策线之外。他们似乎只停留于执行既定事项的秘书或宣传、传令角色。那么,究竟是谁作出了这些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总统本人?崔顺实?还是可能由崔顺实操持的私设外交安保顾问团?
民主国家的长处在于,重大政策决定时会充分审议。以此为基础,可以在争取更广泛国民同意的同时,强力推动政策。这绝不是高效率的体系。但其长处在于,能够把少数人或独裁者可能犯下的判断错误所带来的巨大代价降至最低,同时备有多样的政策备选方案,适应力出众。我国宪法要求的正是这种民主共和式的政策决定。当前韩国的外交安保政策决定过程已经迷失方向。专业性、权威、可信度、稳定性都受到质疑。有必要恢复审议式的政策决定过程、专业性与责任性。在当前状况下越过这些而过度强推的外交安保政策,极有可能在日后为韩国的命运留下长久的切骨之痛。若对此视而不见,必须追究其责任。在当前状况下,让总统专管国家重大外交安保事项的想法看来极其危险。与不成熟或错误的政策相比,推迟政策决定反而更为明智。
金兴圭 亚洲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