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王政虽然儒家理念权威强大,却没有保障人权的制度装置。近代国家基本上明确以法治国,因而不能疏于保障人权。就我国而言,由于巨大的权力集中于单任制的总统身上,总统常常被比作王朝时代的国王。近来,朴槿惠总统被指身处本应守护国家根基之位,却自己动摇了国家根基,其程度在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结果,当下的大韩民国正处于令人担忧国政空白与宪政中断的严峻局面。尽管朝野政界在力度上仍有差异,但在各种市民团体和一般国民之间,主张总统下野与弹劾的声音日益高涨。尤其是在突袭式的改组内阁公布之后,野党阵营的反弹更加激烈,收拾政局的希望尚未显现。
要求国政最高负责人为过错道歉并承担责任,并非只存在于近代政治,东亚的王政时代亦有之。王政时代的国王不是通过选举,而是依据王位继承原则和前任的指定来决定世袭。此时国王承担着决定社稷与宗庙命运的重要角色,因而必须经历漫长学习、成为“有准备的王”的程序。在世子身份时通过书筵,成为国王之后通过经筵,国王必须不断接受教育,以具备像王一样运营国政的素养并发挥领导力。朝鲜时代的国王若想缺席经筵,也不得不为编造像样的借口而大费脑筋。
尽管如此,国王虽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却可能并不具备能力与领导力。局面若如此,不仅继承王位的国王本人,连一般国民都难免遭受痛苦。宋朝的徽宗对绘画造诣颇深,实际上还指导宫廷画家作画,并热衷于各类文物的收集。然而他未能读懂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在与金国的对决中败北。他自己死于遥远的异乡,国家也只能迁都才勉强维持命脉。徽宗若不做国王而做艺术家,对宋朝的国民和宗庙社稷反倒更好,但他成为国王,便未能避免个人与国家的不幸。
这样,当不具备国王资格与能力的人登上王位时,人们只能祈祷其短命或中途改变心意。也就是说,国王虽是给百姓带来痛苦的主体,却没有解决之道。孟子主张易姓革命,即可以追究这样的国王的责任,使其退位。但这种主张在王政时代可能被污名化为臣下与百姓赶走国王的以下犯上。孟子主张,易姓革命并不是把国王从权座上拉下来,而是把无资格、无能力的人放回其本来的位置。此时孟子把身处王位却无能的人不再称为王,而称为“一夫”,荀子则称之为“独夫”。一夫或独夫既然无法执行国政却占据其位,自然应当退位。由此,无能之人给多数国民带来损害与痛苦的事情,虽然迟了,也能够终结。孟子严格区分具备资格与资质的王和无能的一夫。“害人者为贼,害义者为残。行贼与残之事者,即便身居王位,也不过是匹夫。听说过诛杀匹夫暴君,没听说过诛杀君王。”一夫与匹夫固执地走在无人愿意的道路上,最终无法避免毁灭。朴总统若学过历史与哲学,就应当放下那种自信——自以为在形态上像独夫与一夫,却不会成为独夫与一夫的案例。因为那才是她一再强调的“反常之正常化”。
申正根 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