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7 | 강신우 기자

“青瓦台与政府联手帮崔顺实敛财”证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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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顺实在德国设立的个人公司“TheBlueK”办公室。有报道称,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青瓦台前教育文化首席秘书金相律、文化体育观光部次官金钟等青瓦台与政府部门联手,为崔顺实的个人公司TheBlueK赚钱直接介入。

《韩民族日报》与JTBC于27日报道称,“TheBlueK前代表赵某表示,今年3月8日与瑞士Nussli公司就业务推进举行会谈时,时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安钟范与次官金钟出席了该场合”。

安钟范首席秘书近期出席国会时,在被问及“是否认识崔顺实”时曾回答完全不认识。

赵前代表补充说,3月8日的场合是讨论TheBlueK与瑞士体育设施专业建筑公司Nussli签署韩国经营权谅解备忘录的聚会。

赵前代表还说:“我接到崔顺实的指示,(今年)1月20日与青瓦台前教育文化首席秘书金钟律见面,谈了公司的事业计划等。”这一天距TheBlueK成立仅一周之前。

他还表示,公司成立6天后的26日,曾在首尔广场饭店与次官金钟见面。他说:“与金次官见面,讨论了TheBlueK争取承接韩国观光公社下属Grand Korea Leisure(GKL)残疾人剑击队组建项目的事。”

另一方面,JTBC报道称,次官金钟对此解释说:“见面是事实,但只是互致寒暄的程度。”

以下是《韩民族日报》27日报道的对TheBlueK前代表赵某的采访内容。

-为何接受采访

“对于被看成是与近来成为问题的崔顺实牵连在一起的嫌疑人,我感到憋闷。不只是我,包括今天正在接受参考人调查的K体育秘书长郑现植等,真的有很多人是受害者。我是出于良好意图,想通过正常程序参与项目,并不知道背后有这种事。甚至我所认识的崔会长就是崔顺实这一事实,也是之后通过报道才知道的。”

-TheBlueK的实际所有人是谁?

“实际所有人确实是崔瑞元(崔顺实改名后的名字)会长。”

-TheBlueK的股东名册上有代表您以及其他人的名字。

“钱是崔会长出的,其他人只是借了名义。法人登记时收取了股份放弃书。崔会长说希望我写那个。当然就写了。因为出钱的人是崔顺实。名义是我的名字,但持有放弃书的人才是主人,不是吗。”

-我们按顺序谈一谈。

“1月20日与青瓦台前教育文化首席秘书金相律在首尔达盖比餐厅吃了午饭。

此前15日至16日左右,崔会长让我做一份向名为Grand Casino Leisure(GKL)的企业提出的体育团剑击、羽毛球运动队组建提案书,我就做了。她带上我的名片把那东西拿到某处去了。不知道拿到哪里去了。只说有地方要拿去就拿走了。

19日教育文化秘书官室来了电话。内容是明天教文首席秘书想见BlueK的代表理事。

约好了要去。那天晚上我用短信向崔会长作了报告。她说明天见教文首席秘书时不要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上K体育财团的朴宪永科长。她强调了‘一定’这个词。”

-教文首席秘书来电话之前,崔顺实有说过什么吗?

“好像只是说会有某处来电话,要好好接。”

-与首席秘书谈了什么?

“首席秘书问了事业计划等,但成立才4天的公司哪来的事业计划。聊了些零零碎碎的话之后,他说‘那过了春节事业计划就差不多完成了吧’,我就回答‘也可能吧’。首席秘书那边说过了春节再见一次,但之后没有来电话。”

-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

“22日来了电话。他说我是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安钟范。接着说,‘GKL的社长会给你打电话,即使是不认识的电话也要接,定下会谈日期把事情推进下去就行’。实际上两天后GKL来了电话。

我认为GKL也是受害者。一般来说GKL才该是甲方,而小小的TheBlueK却以甲方的姿态扑上去,所以他们可能感到受到了压力。”

-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次官金钟?

“是1月26日在广场饭店。我和K体育财团的人一起去的。那里除安钟范首席秘书之外,还有文化体育观光部次官金钟。去了之后谈的会谈内容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介绍的程度。安首席秘书介绍说‘这位是金钟次官’,接着我们这边说‘我是某某’。安首席秘书说金钟次官是很了解体育界的人,让我们多提问,金钟次官也会好好引导我们,说完就先出去了。

之后与次官金钟谈了30分钟左右。”

-谈了什么?

“我和前K体育财团秘书长郑现植对体育领域都不太了解,所以那是给我们讲解体育的时间。像体育界现状之类的部分。”

-相当于主管体育界的次官作了汇报或讲课?

“是的。”

-崔顺实对这样的会面有什么反应?

“之后我作了会面报告。她只是简单地说‘知道了’就结束了。”

-3月与瑞士体育设施建筑企业Nussli的会谈怎么样?

“这个场合Nussli来了3名高管,TheBlueK和K体育财团的人出席。安钟范首席秘书和金钟次官有时滞地先后到场。那是TheBlueK签订获得Nussli韩国经营权协议的场合。谈了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我已经决心要离开公司了。”

-民营企业方面见了哪些地方?

“3月11日见了韩国电信公司经营研究所所长,四天后见了浦项集团经营支援常务。方式差不多。韩国电信公司的情况是崔会长让我做提案书,我就做了。内容本身连我看都觉得很单薄。崔会长拿走了。然后过了一周左右,韩国电信公司那边先打电话来说要见面。记得是说‘想了解我们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

她还让我做要送给浦项集团的体育运动队提案书。做好后崔会长拿走。然后过了一阵子浦项集团那边就来电话。”

-你认为那是崔会长在施加影响力吗?

“只能那么想。从青瓦台到民营企业高管都先给我们打电话。这也是我决心离开公司的决定性契机。”

-什么意思?

“一辈子也接不到电话的那些人突然先打来电话、表示关心……这种关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我想这个过程是在高层人士之间利用权力实现的。所以觉得不能久留。

要向某个客户公司提供我们的服务并收钱,就要提交提案。一般来说提交提案的我是乙方,对方是甲方,不是吗。我认为那才是正常的流程,而崔会长或高永泰常务的基本想法始终是,提案虽然由我提,但我是甲方,对方是乙方。”

-TheBlueK常务高永泰和K体育财团科长朴宪永是怎样的人物?

“我感觉高常务与崔会长的关系是会长与下属职员。特别是在制定剑击部分的计划书时,他会出主意。不知道是从哪里搞来的,与体育相关的资料真的非常多。可能是政府资料,也可能是学校资料,不太清楚。总之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重要资料太多了。”

“朴宪永科长承担了全部文书工作。但他是K体育财团的人,却在我们公司。卢承一部长也是这样。崔会长指示他们在招到更多人之前先在这里工作。当然,他们受崔会长指示也做了很多K体育财团的工作。在那当中还要做BlueK的业务……为崔会长干活忙得不可开交。

/数字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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