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强生(Johnson & Johnson)正在证明,在“大企业”成为负面词汇的时代,“重量(影响力)”与“宽度(业务领域)”也能成为美德。本文介绍这家成立130年的超级巨型企业如何习得逆重力而行的方法。</b>
位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的凯悦丽晶(Hyatt Regency)大堂,变成了一个摆满稀奇医疗设备的集市。一个展台展示了一台能在24分钟内完成手术器械消毒的大型机器(远短于一般消毒流程的时间)。紧邻之处是造型流畅的进餐时段用胰岛素输送器,不远处则展示着形似恐怖片《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th)中道具的祛痘光疗面罩。但最令观众兴奋的,是一具人体模型——准确地说,是人体模型胸部位置的一个开孔。一位参观者在激光枪与赶牲畜用的电棒之间抓起一件手术器械,深深探入人体模型内部。操作结束后,他得到了一张贴纸,并满意地贴在自己的宾果卡上。
<br>预演:强生CEO亚历克斯·戈尔斯基正在为面向分析师的演示进行排练。华尔街分析师们对最稀奇的展品最为兴奋。亚历克斯·戈尔斯基(Alex Gorsky)也很兴奋,但似乎不是因为宾果卡。现年56岁的强生CEO戈尔斯基在这个5月细雨蒙蒙的早晨——正值“分析师日”——抓住了一个机会。领导着年销售额70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大企业的他,终于有机会展示一些能支撑他过去四年一贯主张的东西。其中传递的信息是:强生不只是体量庞大,而是根基广阔,并且这样做自有其理由。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国家拥有250家子公司的强生,在130年历史的旗帜之下,同时掌握着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业务、规模更大的制药业务,以及从露得清(Neutrogena)到泰诺(Tylenol)等十余个超大型消费品品牌。公司生产的产品从邦迪(Band-Aids)到落健(Rogaine)、隐形眼镜,直至结核病治疗药物,无所不包。
如果说地球上真有一家医疗保健大企业,那就是全球企业营收排名第103位的大企业强生。但对投资界的许多人而言,“巨型企业”这个词无异于负面词汇。
如果说有什么话CEO们不愿对华尔街讲,那就是“我们正在扩张。我们拥有彼此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业务”之类的说法。企业领导者敢于大胆如此宣称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自夸只会成为行动主义投资者的猎物——他们最先嗅到扩张的气味,并比盯上象海豹的大白鲨更快地展开追击(想想杜邦(DuPont)、陶氏(Dow)、惠普(Hewlett-Packard)、GE等)。事实上,制药业中已有几只“海豹”成为牺牲品。雅培(Abbott Labs)和百特(Baxter)都被一分为二。辉瑞(Pfizer)也被缩减,失去了动物保健部门和婴幼儿营养部门业务。
这天上午,站上人头攒动的凯悦宴会厅舞台的戈尔斯基,正因如此发起了某种先发攻击。他全心全意地为大企业本身,或者说为他自称的“广阔根基的优势”辩护。CEO直属的管理团队也通过类似发言称颂公司的多元化模式,强调稳健的财务经验、多领域的专业能力,以及从消费者到医院、政府的广泛客户基础。
然而贾米·鲁宾(Jami Rubin)并未被这些主张说服。作为高盛(Goldman Sachs)颇具影响力的分析师,她坐在距讲台仅几排的位置上平静地听完公司方面的宣讲,随后举手提问。“能否再讲一遍,在母公司架构下保留消费品业务部门具有什么战略优势?”她随即说道:“抱歉,我实在忍不住。”
这正是“巨型企业杀手”的登场。鲁宾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跟踪制药业,多年来一直施压企业、劝其瘦身。她针对辉瑞、雅培、百特的每一次行动都遭遇了强烈的内部抵抗,但企业最终都屈服于她的行动。而借由鲁宾所称的“被释放的价值(unlocked value)”效应,投资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益(据去年3月发布的高盛研究文件,雅培分拆制药业务使920亿美元从枷锁中释放、回到股东手中;百特虽金额相对较小,也有40亿美元走过了同样的流程)。
2011年,鲁宾通过一份引发广泛关注、题为《分手很容易》(Breaking Up Is Easy to Do)的研究报告,实际上向所有主要制药企业提出了资产分离的要求。一年后戈尔斯基出任强生CEO时,这家在庞大的制药业中规模也最大的新不伦瑞克大企业,位居鲁宾目标名单的最顶端。
就这样,到了1月,她多年的行动有了援军。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投资机构阿蒂森合伙(Artisan Partners)主张公司分拆。该机构指出,三大业务部门中有两个业绩糟糕,是强生诸多过错之一。正是消费品部门和医疗器械部门,这两块业务占公司营收的一半以上(其余为制药)。阿蒂森董事总经理、统管公司全球价值基金(Global Value Fund)——当时持有强生极小部分持股(0.2%)——投资组合运作的丹尼尔·奥基夫(Daniel O'Keefe)主张:“这些业务部门中完全没有出现聚在一起能创造更多价值的证据。”他指出:“恰恰相反,表明其表现不如独立运营时可能达到的水平的证据是压倒性的。”(高盛的鲁宾在3月中旬用数字补充了这一假设。她估算,强生各个业务部门的价值加总,会比公司整体价值高出400亿美元。)
<br>戈尔斯基、强生
强生集团全球主席桑德拉(桑迪)·彼得森,CFO多米尼克·卡鲁索。但切勿误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强生不会分拆。戈尔斯基长期深入思考过公司一路扩张的足迹。他主张,这并非出于对遗产层面的执着,而恰恰是因为战略才得以维持。强生看似累赘般庞大的规模,可以说正是戈尔斯基想要在当今公开交易企业中获得某种稀缺之物的公式:确立自身为“成长中的安全地带”。
这一公式的第一个要素——稳定性——数十年来一直是强生的象征。这家公司不仅在去年4月连续第54年提高股息,还成为获得S&P三A(AAA)信用评级的仅两家美国企业之一(另一家是微软)。
由于汇率对公司不利——请参阅上期《警惕万能的美元》(Beware the Almighty Dollar)一文——强生2015年营收同比下降5.7%(43亿美元),但自戈尔斯基出任CEO之后,营收一直在小幅上升。过去三年年均增长率达12.4%,盈利方面更为积极。尽管近期全球动荡加剧,公司仍在7月19日发布了稳健的营收与利润业绩,并将今年营收预估上调了3亿美元。在戈尔斯基任期内,S&P 500的回报率为69%,而公司股票(含股息)为股东带来了120%的回报。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分析师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主张:“他们处在很好的位置。”“他们拥有充裕的时间与能力,可以在多个业务部门中捕捉各种机会。这得益于多元化的业务平台。强生能够决定自身命运,这一点毫无疑问。”
如果强生能够自行决定命运,那么戈尔斯基可谓是决定这一命运的合适人物。肩膀方正、
体格结实的戈尔斯基身形紧实,仿佛在公司的人类表现研究院(Human Performance Institute,培养公司所属运动员的业务部门)受过训练。
这位CEO通常从凌晨4点30分开始,每天锻炼60~90分钟,大多是在与自己办公室相邻的私人健身房里。他拥有极其出色的记忆力和“分块的手臂”(这是他的媒体负责人的说法),还有情景喜剧中典型美男型父亲的外形。他习惯性地常说这样的话:“我喜欢,但并不满足”,或者“历史应当成为自豪的依据,但不能成为锚”,并以经过计算的语调与仪态,把话传达到预期的程度。员工们证言他很有人情味,说他是喜欢在食堂吃午餐、与素不相识的员工同坐的上司。
在中西部长大、有兄有弟的戈尔斯基考入西点军校(West Point),接受工兵训练后服役六年。他有几年在欧洲担任陆军中尉,之后在加利福尼亚挑战强生的药品销售岗位。入职后他晋升迅速。他曾离开强生,于2004年出任诺华制药(Novartis Pharmaceuticals)首席运营官(COO),四年后再度回归。在与一名对手展开善意竞争之后,他于2012年2月登上CEO之位。
戈尔斯基被选为CEO,发生在公司漫长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他被任命为公司第七任CEO的五天前,公司因药瓶设计缺陷而召回了57.4万瓶葡萄味泰诺。如果没有此前30个月里强生进行的20余起召回,这次泰诺事件本不会成为新闻。声誉与质量管理上接连引发的危机,正在吞噬包含苯海拉明(Benadryl)、艾维诺(Aveeno)、强生婴儿洗发水(Johnson's Baby Shampoo)等形象良好品牌的消费品业务部门。
<Br>创新者:在位于比利时的强生比尔斯(Beerse)摆好姿势的首席科学官保罗·斯托费尔斯博士。他领导着整个公司的研发,并设定“创新议程”。这些事项曾在2010年成为政府听证会的主题,但公司的问题此后仍未停止。几乎每个月都会爆出新的棘手问题。罗雷兹(Rolaids)中被发现木屑和金属碎片,婴儿润肤露中检出过量细菌。也有多次因运输托盘问题引发异味而召回产品。因被查出对美林(Motrin)产品进行“幽灵召回(phantom recall)”而遭到嘲讽——即不向公众公开告知,而是通过与一家企业签约,让其把不达标产品从门店中全部买走。2011年,美国食药局决定对强生的三处生产设施采取措施,在双方协议下实际上由政府进行监管(公司承认了过失)。
戈尔斯基被任命为CEO时,许多人以为他会把这些问题干净处理掉,却不会带来大的变化。戈尔斯基是完全的内部人士。他在这家公司度过20余年,参与领导过三大业务部门中最大的两个。但他从任期初期就对自己继承的企业的本质要素提出了异议,对曾被视为神圣原则的分散化也是如此(分散化是指属于这家大企业的约250家子公司应完全独立的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主要通过并购成长,收购经营良好的企业并让其延续下去。强生管理层并未刻意尝试整合或标准化。
但戈尔斯基判断,分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割裂。一家根基广阔的医疗保健企业的要义在于,各业务部门能够为了▲协同效应▲相互成长的想法▲实现可再投资于业务的成本节约而彼此协作。戈尔斯基认为,这才是实现价值的最佳方式。
他决定基本不做改动而予以守护的部分——听起来或许有些感性——是“企业信条”的核心作用。从强生外部看,这听起来实在是个独特的想法——像是企业人事部门在“新员工日”提一下、之后再不会提起的想法。但在这家公司,企业信条如同宪法一般神圣。
1886年由三位姓约翰逊的兄弟在新不伦瑞克创立的强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缓慢成长。后来小罗伯特·伍德·约翰逊(Robert Wood Johnson)二世勉强决定让家族企业转为公开上市企业。他担心市场压力会影响公司价值,于是作为一种安全装置,亲自撰写了由307个单词组成的企业原则声明,阐明强生的责任面向何人。第一是患者与医生,第二是员工,第三是社区。股东呢?排在最后。
73年后的今天,这份企业信条——员工大多把这个信条(credo)像英国人那样读作“克雷—道”——仍可在公司各处不断看到。它被刻在总部正门入口处的石头上,也挂在所有会议空间里。戈尔斯基书桌对面的墙上也挂着巨幅的它。直到十年前,公司还会给新员工邮寄两份企业信条,一份放在职场,另一份挂在家中相框里。
如今这家公司还有所谓“企业信条挑战(credo challenges)”。它类似于企业危机应对演练,即在分析经营决策时,先对企业信条进行细致审视,然后再推进。公司每两年对员工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评估业务对信条标准的遵循程度。在首次向董事会发表公司长期愿景的场合,戈尔斯基也表示其核心就是信条。
当然,公司的规模也是那份愿景的一部分。考虑到医疗保健行业的大规模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政府和机构客户、合作方,庞大的规模可以成为交易谈判中宝贵的资产。只要企业能够把各个部分有机地连接起来,影响力(重量)与业务领域(宽度)就能成为占据竞争优势的要素。
这项“连接”正是桑迪·彼得森(Sandi Peterson)的任务。
戈尔斯基从与拜耳(Bayer)高管出身的她在某个产业医疗器械委员会共事时起就认识她。他一登上CEO之位便毫不迟疑地把她请到了强生。2012年末,彼得森被任命为新设的“集团全球主席(group worldwide chairman)”一职。她的角色是对整体陷入困境的消费品集团以及技术承担全面责任并进行监督。
比新头衔更陌生的部分,是她属于外部人士这一事实。她既没有在强生一级一级升上来,也不是通过并购加入的。公司高层高管大多都是经过那种过程的人。尽管如此,彼得森所承担的任务本身,看起来正需要一个外部人士。
例如彼得森加入时,强生的250家子公司各自有着不同的人事政策、财务系统和采购流程。各位代表管理监督着所有这些决定——从修剪草坪的员工到使用的会计软件。员工一旦转任其他子公司的职位,工作的连续性也随之消失,与加入一家完全不同的企业无异。这种现象在IT部门尤为严重,每一家子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戈尔斯基希望首先为这台笨重庞大的“机器”引入规则。他还强调:“有时客户并不愿意与250个强生打交道。”
兼具干练气质、麦肯锡出身并在微软董事会任职的彼得森留着剪短的金发,书桌下还装了骑行踏板。她几乎每天都在健身房锻炼。见到彼得森,几秒钟内就能看出她是个专门解决难题的人。她此前已在拜耳领导过类似的提升效率工作,更早之前还在惠而浦(Whirlpool)、纳贝斯克(Nabisco)做过同样的事。她说话时,仿佛是个已经习惯于不可预测状况、因而变得沉稳的人:“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
彼得森目前正热情地整理250家子公司从财务预测到员工车辆政策的所有部分。标准化流程——她说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公司将节省10亿美元成本——的关键,是把公司大部分数据迁移到云端。她解释说,云是民间部门遵守健康信息相关法律的方式。到2018年,强生的数据中将有85%成为基于云的信息。
亚马逊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CEO安迪·贾西(Andy Jassy)评价强生的努力“展现了非常先进、创新、进取的举措”。贾西表示,与许多企业以“先观察一下”的保守方式推进技术举措不同,强生正在定义云上的医疗保健合规是什么样子,甚至还促使亚马逊加快了步伐。他还主张:“正因为他们施压,我们才得以做出能在严格监管的行业中具有吸引力的产品。”
曾促成与谷歌、苹果、IBM多个技术项目合作的彼得森,在交谈中不经意地报出一连串统计数字。强生每年推出450个应用——从7分钟锻炼(7 Minute Workout)到面向婴幼儿的入睡应用——并把超过12万名员工全部迁移到Workday的单一人事数据库。此外,公司每天处理与eBay相当的数据量,保存着500太字节的数据。关于所保存数据的量,她也曾向分析师表示是“美国韩国国税厅(IRS)数据的2.5倍”。
<br>身形管理
:作为运动狂人还参加铁人三项的戈尔斯基正在强生参加动感单车课程。公司目前推进的企业文化转型,大部分是在戈尔斯基出任CEO之前与保罗·斯托费尔斯(Paul Stoffels)一起开始的。斯托费尔斯
于2009年被选为公司制药部门研发全球负责人时,他继承的业务正陷入危机。由于专利到期,相关业务部门数十亿美元的营收面临消失的危险。他回顾当时说:“我们没有选择。要么彻底跌下悬崖,要么在跌落一定程度后为再爬上来而战斗,就这两条路。”
许多分析师认为该业务部门没有值得救活的价值。制药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一盘散沙”。强生在药品开发上的自我处方式做法只是“众多押注(many bets)”之一,换言之就是碰到哪个做哪个。7个彼此不同的研发组织各自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运作。曾多次出现多个组织以同一药品为目标各自推进开发的情况,在管理临床与监管流程时也各自运行自有系统。他们也没有共同的使命感。员工只是自豪地把自己与所属子公司等同起来。有“森托科人(Centocor person)”或“杨森人(Janssen person)”,却没有“强生人”。
斯托费尔斯的第一步,是把自己管理的各部门统一为杨森研发(Janss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个新的统管组织由针对11种疾病状态的5个治疗领域构成。随后是痛苦的结构调整。强生全球员工中近7%失去了工作。该业务部门25处设施中有12处关闭,近200个项目也被中止。但也正因如此,业务才得以拥有明确的目标和单一的运营模式。
这个新组织拥有协同极佳的系统和优化后的开发流程。同时也是音乐家的斯托费尔斯把它称为“渐快(Accelerando)”。在这一模式下,开发努力绝不停止。全球各国的团队——中国的统计人员、印度的数据管理人员、欧洲的监管相关人员等——昼夜不停地工作,加快药品上市。得益于流水线式做法(assembly-line approach),开发所需时间缩短了数个月,某些情况下甚至缩短了数年。斯托费尔斯并未止步于此。他聚焦公司向美国食药局提交申请的方式——他解释说“我们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而控制了时间”——把一个团队集中在酒店一个月,找出改进方法,又进一步压缩了两个月。通过这种方式,强生创新性的多发性骨髓瘤治疗药达雷木单抗(Darzalex)在39个月内——据从事药品开发研究的塔夫茨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称,比一般肿瘤药物开发缩短了数年——走完了从1期到临床阶段,并在获批仅一天后就上市。
曾是麻烦制造者的强生制药业务部门,自2009年之后成了“孝子”。当年触底的营收增长40%,2015年达到310亿美元,成为公司内规模最大的业务部门。杨森也取得遥遥领先的业绩,在IDEA制药(IDEA Pharma)的生产性创新指数(Productive Innovation Index)中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制药创新顾问伯纳德·Moonos(Bernard Munos)评价称:“杨森十年间获得17个药品批准,成为无可比拟的存在”,“这是任何企业都无法相比的水平。”业界平均为一年0.8个。
尽管如此,斯托费尔斯走得比计划远得多。他革新了公司的药品开发流程,把研发与搜索开发(search and development)、邀请开发(invitation and development)整合起来。强生如今并不在意新药候选是在公司内部发现的,还是由自家杨森研究人员发现的,抑或由外部企业家和科学家发现的。
他还在全球生物技术集群——马萨诸塞州剑桥(Cambridge)、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Menlo Park)、伦敦、上海——设立了4个创新中心。这里是科学领域的创业者能够与强生自家药品及技术猎手见面的场所。这些中心举办有专家和新创企业先行者参与的定期活动,并通过发信息、打电话或上门拜访等方式与所有人沟通。它们介绍监管专家或有可能的投资伙伴,让创业者能够利用强生的资源,并提供反馈。
麦肯锡顾问出身的技术创业者杰夫·卡尔卡尼奥(Jeff Calcagno)目前在位于门洛帕克的强生创新中心与新创投(New Ventures)展开协作。他指出:“我们想提供诺德斯特龙百货那种水平的客户服务。但创业者并不习惯那样的服务”,“他们习惯的是被大企业一脚踢开。”
强生细致周到的特别服务(white-glove touch)一直延伸到合同谈判。现任公司首席科学官的斯托费尔斯有创办生物技术企业的经历(开发了3种主要艾滋病药物)。他凭经验知道,制药企业在进行合同谈判时,往往遵循事先定好的、缺乏灵活性的方式。他认为,各个合作方通过多种形态的定制化合同,可以发挥更多创造性。例如强生也可以在不主张数据所有权的情况下为特定实验投入资金。发挥这种灵活性,强生就能更早、更便利地与企业开始协作。这是降低风险、把关系构建得更牢固的战略。强生在2013~2015年通过自家中心审视了3400个以上的机会,其中约200件还签订了合同。
但更为激进的举动,可以说是强生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6处名为JLABS的生物技术孵化器中所做的事。公司代表在这里为帮助生命科学新创企业成功而做一切可能的事,向这些企业介绍强生科学家,或开放自家的化合物库。尽管如此,在这一“商业模式”中公司得到的回报什么也没有(只收取象征性租金)。新创企业可以在这里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然后就那么离开。它们还可以邀请包括强生竞争对手在内的投资机构进行洽谈。也没有附加任何可能让人落入陷阱的条件。
由于这一表面看来像慈善事业的举动,早期旁观者中不解的人和不屑的人都相当多。但在斯托费尔斯的愿景里,公司所能获得的一切都存在于关系之中——以及创新者的共同体之中。归根结底,好的想法会从那里诞生。
JLABS目前为140家以上的公司充当孵化器角色。而且每个地区都有排队等候入驻的项目。JLABS造就的灰姑娘故事之一是Arcturus。这家成立三年的生物技术企业,是2013年两位辞去工作的制药领域大人物出资5万美元创办的。开发用于治疗罕见疾病的RNA疗法是他们的目标。既没有资产、也没有技术、更没有在研药品的这家企业,两年半后促成了近20亿美元规模的合同(其一是为强生开发乙型肝炎药物、价值2400亿美元的项目,另一项是与其他企业的项目)。JLABS负责人梅琳达·里克特(Melinda Richter)主张:“生命科学领域迎来了技术的时代”,“那正是我们所指向的方向。”
Arcturus联合创始人约瑟夫·佩恩(Joseph Payne)并不怀疑JLABS有助于科学进步。但对于这是否是长期上有利于强生的战略,他还没有把握。他表达了疑虑:“多亏他们,企业能够吸引资金、把科学研究提升到惊人的水平、与JLABS企业签下合同吗?是的。那么他们最终能够获利并把所有创新商业化吗?还是说他们的竞争对手会抢走成果,然后说一句谢谢你们验证了技术?那才是真正重大的问题。”
当然,这话说得对。这明显是一项商业模式并不确定的激进战略。但在体量依然在变大的旧式大企业身上,除此之外还能期待什么呢?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ERIKA F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