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再次让我们面临考验。我们将作出何种选择。
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夕,日本完成列岛统一,声称要攻打明朝,并向文弱的朝鲜要求派遣通信使。朝鲜派出黄允吉为正使、金诚一为副使,在听取归国报告后,站在了是备战还是维持和平(?)的岔路口。19世纪末,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洋力量,又处在是改革开放还是闭关锁国的十字路口。脱离清朝朝贡国地位后,又苦恼于是走向皇帝国还是立宪君主国。回顾历史,我们在每个重要时期都因错误的选择而延续了屈辱、屈从与苦难的岁月。
解放后72年。我们再次站在需要作出严峻选择的岔路口。我们正面临两大威胁:将成为东北亚“游戏规则改变者”(game changer)的朝核问题,以及决定跃升发达国家还是坠落为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
研究“国家消亡”的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塔尼莎·法扎尔在其著作《国家之死》(State Death)中指出,从近代民族国家体制开始形成的1816年到2000年的184年间,207个国家中竟有相当于三分之一的66个国家消失。更令人惊讶的是,消失的66国中竟有50国是被邻国武力进攻所灭。
以史无前例的族阀专制政治压迫同胞的朝鲜。外交官、军人、保卫部乃至高层精英接连脱北,关于“若没有中国对脱北的管控、没有中国的石油支援就会崩溃”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一旦作为非对称战力的核武器和导弹完全开发并实战部署,就可能成为南北关系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尽管同盟国美国表示会提供与本国同等水平的“延伸威慑”力量,但若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展到能够打击美国的程度,局面可能走向破局。因为美国是受舆论驱动的国家,可能因此犹豫。若不能自保,任何人都不会来保护我们。也有主张认为,应同时准备应对核武与突变事态的A计划和B计划。围绕朝鲜半岛的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冲突正在进一步升级。这需要准确的判断,以及果敢、迅速且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的领导力。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我们正处于从快速追随者(fast follower)向先行者(first mover)转型的危机之中。曾以世界第七位航运自豪的韩进海运没落,曾纵横全球的造船企业在债务堆中挣扎。也有人担忧,引领韩国经济的双头马车Samsung Electronics和现代汽车也在动摇。据称,连续三年营业利润不足以偿付利息、面临破产隐忧的僵尸企业(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的企业)比例,在今年第二季度骤升至15%。相比美国的5%、日本的2%,实在过多。
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后非正规职增加,大企业工会的专横使收入两极化极为严重,成为国内矛盾的种子。剧烈的收入差距进而成为教育问题的根源。为使企业重生、化解南方内部的严重对立并推进教育改革,必须全力推动劳动市场的灵活化和双重结构的解决。这正是历届政权最难着手的劳动市场改革问题。
明年是选举之年,要选出解决这两大威胁、时代课题的领导者、总统。有志成为领导者的人和要选出领导者的国民,都必须思考扑面而来的狂风巨浪究竟是什么,应聚焦于什么来突破。领导者须提出替代方案,国民则要仔细审视方案,并细致检验其是否具备解决的能力。是否具备突破这两大难题的推动力、包容力与决断力。
这个时代在等待一位解决两大核心课题、为南方内部的分裂、朝鲜半岛的分裂画上句号的领导者。
舆论读者部部长 吴贤焕/hh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