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与最后的武士
“朝鲜乃不共戴天之敌,必须征讨,日本之威信方能确立。动员30个大队,可在50天内征服。以10个大队经江华进攻王城,6个大队进攻庆尚、全罗、忠清三道。4个大队占领江原、京畿,余下10个大队攻取咸镜、平安、黄海三道,即可支配朝鲜全境。若放任无礼的朝鲜,机会恐被俄国或法国夺去。”这是为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被派往朝鲜的日本外交官佐田白茅于1870年提交的报告。
主张直接攻打朝鲜的舆论之所以出现,直接原因是朝鲜拒绝了日本建立新邦交的要求。由兴宣大院君主导的朝鲜以“倭王自称皇帝并使用新国玺”为由,连日本国书都拒绝接收。主张立即惩罚朝鲜的“征朝论”甚嚣尘上。当时甚至出现了战争费用可用朝鲜丰富的粮食回收、把朝鲜人拉去投入北海道开发的议论。由于有人指出“征朝论”可能被误解为对明治朝廷的叛乱,不久之后便改名为“征韩论”。
征韩论的真正背景正在于此——对朝廷的不满。在开港与王政复古这一时代剧变中,对朝廷心怀不满的武士为数众多。那是一个被挤出改革中心、或无法适应西方新事物的武士们,抱怨朝廷大臣被外部势力摆布的年代。日本在寻找某种出路。1871年骤然实施征兵制后,身份由士族(武士阶级)变为浪人的武士们,公然叫嚷着攻打外国。
鼓吹战争者有两个特征:侵略对象是朝鲜、满洲和支那(中国);并且无一例外都引用古代的先例。所谓“古代的先例”,即《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的内容。他们以“神功皇后征讨新罗使其称臣,连百济和高句丽也主动来朝贡,成为日本属国”这一所谓“神功皇后三韩征伐”为依据。三国统一之后与朝鲜半岛断绝关系的倭之百济系、高句丽系出于对新罗的憎恨而捏造、编造的“三韩征伐说”,是日本每逢危机必定登场的老套菜单。
在丽蒙联军远征日本前后出现的三韩征伐说,还附上了更为恶劣的内容:“征伐三韩的神武皇后用弓弦在岩石上刻下‘高丽之王是日本之犬’的字句,高丽人越想擦去,字迹反而越清晰。”壬辰倭乱刚结束时,还出现了声称在平壤城附近亲眼见过这块石头的倭军将领。当然,日本也曾有过官方上不把朝鲜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时期。德川家康掌权、开创江户幕府之后,尊重朝鲜的氛围以及投入年税收十分之一隆重款待朝鲜通信使一行的睦邻关系,持续了200多年。
然而,日本一遇开港与危机的时代,便再次抛出“朝鲜自古即为日本属国,当讨伐之”的征韩论。日本十分执着。日本近代化之父吉田松阴于1854年主张“应延续册封朝鲜国王、接受其朝贡的古代鼎盛时期”(《幽囚录》)。作为伊藤博文等当时日本有力政治家之师的松阴所倡导的征韩论,不分派系地扩散开来。在中国为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所困的1861年,江户幕府也提出了“若由雄藩(主导尊王攘夷与讨伐幕府的长州、萨摩等大地方势力)去攻打朝鲜与清朝就好了”的看法。其背后打的是赢了则幸、败了则可抑制强大地方势力的算盘,但在攻打朝鲜一事上并无派别之分。
外国人和出海的日本人也为征韩论助势。1866年,居住在中国广州的一名日本儒生在外国报纸上刊登意见文章称“将图谋每五年一次向日本朝贡的日本属国朝鲜”。清朝把此事通报了朝鲜。(据说朝鲜为之紧张,并非害怕日本侵略,而是焦虑清朝可能误以为朝鲜曾向日本朝贡。)在横滨发行的英系报纸也高频率刊出朝鲜拒绝对话、征韩论、“朝鲜自古即为日本属国”等专题报道。看来其中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算计:日本若攻打朝鲜,英国的机会也会增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之后,更强硬地要求建立新邦交,但朝鲜不予理会。经历德国人奥佩尔特的盗墓事件以及丙寅、辛未两次洋扰,朝鲜充满了与洋夷交战也能取胜的自信。日本国内征韩论更加沸腾。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自愿出使,声称要亲自进入朝鲜建立邦交。西乡认为,无论朝鲜杀了自己,还是拒绝建交要求,都可作为开战的名义。
西乡的计划几乎得以实现。1873年内阁会议议决派西乡为使节,但附加了条件。“待为修改与西方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学习文物而出访的岩仓使节团归国时再定”这一附加条件,使日本政界的内部纷争浮上水面。结束欧美巡访归国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以当务之急是内政为由,反对派遣使节与征韩论。10月中旬,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支持了西乡。
大久保等人当即递交辞呈并展开工作。1873年10月24日,日本国王睦仁(明治)批准了内治派的秘密上疏。征韩论就此暂告一段落,实则是新风波的开始。首先,包括西乡在内的征韩派有5名重臣辞职离开政府,返回故乡。追随征韩派转任中央公务员的武士们也跟着征韩派而去。征韩派组织征韩党与忧国党,毫不退让。
大久保等内治派为何对侵略朝鲜犹豫不决?他们列举了四条不可行的理由:整顿内政为当务之急;财政困难,无余力对外征服;英国或法国可能趁交战之机坐收渔利;此外,西方列强对日本并未平等相待,却唯独指责朝鲜的无礼,理由并不成立。内治派真的理解朝鲜的处境吗?并非如此。围绕征韩论的政争结束不到两年,内治派便挑起了云扬号事件。
主导了导致《江华岛条约》、朝鲜开国乃至亡国的云扬号事件的政府,正是大久保内阁。征韩论之争并非强硬派与稳健派的对立、嫌韩与亲韩的矛盾,而是围绕谁掌握权力展开的血斗。“掌握征韩论主导权者便主导日本权力”,这一点人人皆知,因此谁都不愿把征韩论这一名义让给对方派系。若只看结果,主张内政优先的大久保才是真正实行征韩并取得成果的征韩论者。
主张立即攻打朝鲜的征韩论者也一样。因云扬号事件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征韩论已失去意义,但以征韩论未被采纳为由辞职的西乡隆盛在1877年发动了叛乱。以武士集团为核心的西乡的4万精兵,面对7万农民出身的征集兵虽奋战一番,终告败北。受伤的西乡拒绝劝降而自决,随后370余名武士发起的最后冲锋,融入了汤姆·克鲁斯主演、2003年上映的影片《最后的武士》。以这场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叛乱为终点,日本结束内乱,一路疾驰于现代化之途。
政府军日均消耗弹药32万2000发、炮弹1000余发的西南战争,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年税收为4800万日元的情况下,为筹措投入达4100万日元的西南战争费用,日本提高税收并大量印制纸币。随之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为日本播下了两极分化的种子。在西南战争与《江华岛条约》之前的出兵台湾中,三菱等民间业者靠经营轮船获得了巨额利益。人员损失也很大。仅征韩派发动的叛乱——西南战争与佐贺之乱的战死者就达1万5800余人。
若把出兵台湾看作因比朝鲜更容易下手而选择的次优方案,那么征韩论与朝鲜的存在对日本现代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就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确立这一点而言,征韩论或许是日本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凝聚国论、确定方向的阵痛。值得注意的是,既有上疏主张攻打朝鲜而后自决的武士,也有上疏主张日后再攻打朝鲜而后剖腹的武士。前者与后者有两个共同点:都为大义名分自断性命;并且只是时机与顺序不同,攻打朝鲜的原则主张完全一致。
我们也是如此吗?无论哪个党派都强调是为国家利益而决定党论,可真是如此吗?被私利私欲蒙住眼睛的人不止一两个。面对国民公愤仍稳坐其位的厚颜无耻啊。看看作为他者的日本,更令人叹息。自称尊敬近代征韩论鼻祖吉田松阴的安倍首相、自2011年起把“神武皇后三韩征伐说”塞进初高中教科书的右倾化氛围,以及像开化期外国媒体那样鼓动韩日军事同盟的国际形势……令人眩晕而恐惧。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中这样说过:“史学有时可以像核物理学一样危险。”这听来仿佛就是针对日本自古至今对我们使用的三韩征伐说及其延长线上的征韩论所说的话。征韩论果真已经消失了吗?还有,“三韩的大王是日本之犬”吗?
/论说委员兼高级记者 hong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