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17 | 김희원 기자

[视角]若梦想真正的3万美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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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2008年,我有机会在瑞士采访普通的当地市民。所有人都对自我检视标准严格的本国爆出银行违规大为惊讶,并流露出羞耻感。他们对原因、解法与前景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点:每位市民都以自己的哲学与价值观来衡量、批评政策,基于各不相同的世界观参与对话。同一时期,在作为韩国大学毕业群体一个样本的汝矣岛金融街所看到的韩国面貌却不同。总统大选前夕,每到夜晚,首尔汝矣岛街头便摆开大排档村。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市民,其对话却惊人地千篇一律,并与当天早报头条奇妙地一致。把别人的想法当作自己的价值观倾诉,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没有独有的哲学。这看起来是两国意识水平的差距,留下一段苦涩的记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共27个,5万美元以上的有12个。我国2007年首次突破2万美元,但十多年后的今年恐怕仍难以进入3万美元。

人均GDP 3万美元常被视为划分一流国家的标尺,也起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市民社会的基准点作用。市民社会是指以每位市民独有的思考和价值观为基础,由个人而非集体充当价值判断主体的社会。正如19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催生了大量中产阶层并带来急速经济增长那样,只有当各自成熟的判断汇聚起来、提升社会信任度时,才可能真正进入一流国家。尤其社会成熟度越高,汇率价值也越高,显示出其与经济成果的密切关联。

在亚洲,除去作为金融枢纽的小国,进入这一行列的大概只有日本。然而日本除金融危机后的数月之外,战后一党独裁延续50年以上,很难视为成熟市民社会的样板。政界、官界与企业浑然一体,上命下从、消极不作为等问题严重,在此次危机局面中反而给我国企业提供了追赶的跳板。不少专家认为,日本在进入3万美元后度过“失去的二十年”,原因也在于这种创造力与社会制度的缺失。

日本的例子被评价为一个佐证:没有社会成熟度的3万美元,即便达成也毫无意义。然而尚未鸣放礼炮的我们社会,面貌似乎更接近日本模式而非西方。摆脱个人与集体的利己主义、选择兼顾组织、国家与未来的成熟道路才会对所有人有利,但只执着于眼前实利的事例,在国会和企业等社会各处都能看到。

造就百年国家或百年企业的钥匙,最终在于每一个成员。是否该在此时记住:旁观太久,可能永远错失机会。/hee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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