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出任首相。二战初期掌握战局的德国,公然显露出吞并欧洲大陆的野心。在与德国的战斗中惨败的法国指挥部似乎已丧失斗志,实际上失败主义也已广泛蔓延。据说访问法国政府的丘吉尔,对法国领导人的无力和自暴自弃感到震惊。
英国国内局势也并不轻松。一直坚持对德绥靖政策的内维尔·张伯伦首相为初期应对失败承担责任而辞职,接掌战时内阁的丘吉尔肩上的责任极其沉重。随着法国陷落成为既定事实,国民的不安日益加剧,在德国愈发猛烈的攻势面前,英国的命运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刻,丘吉尔也没有悲观或倒下。就任后不久的议会演讲中,他表示“我们的目标就是胜利”,明确表达了不屈从于纳粹威胁的意志。即使在德国对英国全境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他仍走访受灾地区发表演说,鼓舞民众决战。后来英国得以恢复自信并主导战争,领导人的斗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英国有丘吉尔,我们则有李舜臣。因元均战死而再度出任三道水军统制使的李舜臣,实际上只剩下近乎全军覆没的微弱兵力。深知兵力薄弱的朝廷甚至下令废除水军、改从事陆军。然而在绝对劣势之下,他没有放弃,率领十余艘战船守住要冲,击退了敌方庞大的船队。
支撑李舜臣胜利的,是基于准确形势判断的合理乐观主义。他在主张以水军抗战而上呈朝廷的奏本中指出,数年来敌军未能直扑忠清、全罗道,原因就在于水军在海上封锁了要冲。他还补充了战略:即便兵力不多,只要竭尽全力仍可一战,并将利用敌军因过去连败而惧怕自己的心理。丘吉尔同样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密切关注希特勒并寻求应对之策。
因朝鲜核试验等,我国的安保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在令人想起朝鲜王朝末期的朝鲜半岛周边势力格局中,守护主权和国家利益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虽然应接受局势的紧迫性并合力寻找解法,但也无需悲观或畏缩。所幸我们有此刻仍以全身守护国家的士兵,以及愿意接续他们的自豪青年。“悲观主义者在每一个机会中发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每一个困难中发现机会。”正如丘吉尔的洞见,当下需要的是越困难越挑战、创造机会的现实乐观主义。
兵务厅厅长朴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