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6 | 민병권 기자

[培育基础科学方能望见诺奖] 大胆投资并培养年轻头脑的日本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日本报纸在头版大篇幅报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隅良典3日被选为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消息。/韩联社

2001年,日本社会科学专家萨姆·科尔曼博士在日本政策研究所(JPRI)发布的《日本基础科学问题何在》报告中指出:“日本科学界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的研究在西方几乎引不起关注。”实际上,到2000年为止日本培养出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仅6人,与当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颇不相称。

但局势很快反转。从2001年到今年,又有16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累计获奖达22人。

这得益于日本政府大胆投资基础科学。日本1996年制定“第1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五年间向研发(R&D)相关机构投入了高达17万亿日元规模的资金。在明年起实施的第5期基本计划期间,决定向研发领域投入共26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研究委员洪成珠表示:“日本并非仅以经济价值为标准支援科学技术,而是着眼于扩散尊重知识价值的社会文化。”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中)3日被选为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后,在东京某活动现场与东京工业大学校长等人致意并接受祝贺。/东京=法新社韩联社

日本培养年轻头脑的政策也为基础科学发展贡献良多。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副研究委员李政灿在一份报告中解释:“日本为30多岁的优秀人才营造了可以专注研究的环境。”考虑到过去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取得成果时平均年龄为33岁,国内核心研究机构同样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院长金东旭指出:“我国大德研究园区等国策研究机构研究员的平均年龄偏高,而补充年轻人才在结构上十分困难。”

与美国、欧洲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也是日本坐稳基础科学强国地位的要因。某国策研究机构负责人表示:“日本很早就在宇宙开发、理论物理、生物学等各领域对国际研发项目投资持股,学习诀窍并提升影响力”,“但我国政府对国际合作项目的投资支援吝啬,却主要把资金投向为宣传政权或部门政绩而包装成‘韩国自主开发’‘国产研究成果’的项目”。

当然,日本大学在研究人员任用和探究活动上以出身学校等学缘、派阀为中心、封闭运作,也被视为缺点。因为与开放的西方相比,研究的创造性和多样性难免下降。科尔曼教授批评称,由正教授充当“老板”的讲座(Koza)体系导致研究资金分配扭曲和执行低效。

中国也呈迅速崛起态势。《自然》7月通过“指数2016新星”资料评估的全球前100大研究机构中,竟有41家来自中国。尤其是前1至9位被中国包揽。据中国科学院数据,2011~2015年通过中国国家科学基金投入的科学基金达888亿元人民币(约14.7万亿韩元),从今年到2020年的支援额还将进一步增加。

美国自1993年起设立以总统为委员长的内阁级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描绘基础科学政策等大方向。同时设有总统咨询机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使其从编制预算案阶段便参与其中。科学政策蓝图出台后,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公共机构、大学等执行,研发预算中约40%投向基础科学研究。美国的另一特点是大学基础研究活动比重高。

德国由州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赋予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独立性,使其不受政治外部风浪影响。这也意味着可以进行长期且一贯的纯粹研究活动。

我国也设有总统咨询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总统主持科学技术战略会议,但由科学专业性较弱的预算部门掌握主导权,基础科学研究相对被排在后位。公共研究机构也存在每逢政权更替便出现“空降”争议等政治起伏严重、一贯性不足的问题。/闵丙权记者 newsroom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