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赋予行政士行政复议代理权的行政士法修正案进入立法预告阶段,反对该修正案的律师与行政士之间的业务领域之争日趋激烈。
行政自治部拟定的修正案,扩大了此前仅能代办行政复议申请相关文件制作与提交的行政士业务范围,使行政复议中除律师之外也可聘请行政士为代理人。赞成赋予代理权的一方主张,通过行政士以较低费用代理行政复议,可使法律消费者更为便捷地寻求权利救济;而部分人士提出的退职公务员“前官礼遇”忧虑,可通过限制受案予以充分防范。反对方则反驳称,若将属于一种司法程序的行政复议代理权赋予专业性不足的行政士,恐将引发司法体系的混乱。现刊载双方观点。
近期,行政自治部就旨在扩大行政士业务领域的行政士法修正案进行了立法预告。主要内容是,向此前从事代办向行政机关提交文件的制作与提交等业务的行政士,赋予属于法律业务领域的行政复议代理权以及法制咨询权等。据称这种领域扩大是为了强化对国民权益的保护。但本次修正案与其意图相反,极有可能背离国民权益保护并引发司法体系混乱。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本次修正案极可能使“前官礼遇”在行政复议领域盛行。已有诸多批评指出,出身高级公务员的行政士正在民间与政府部门之间扮演游说窗口的角色。在游说制度尚未合法化的现实中,公务员出身的行政士在游说过程中享受着前官礼遇。而一旦行政士业务领域扩大至行政复议,前官礼遇在行政复议领域盛行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与负责行政复议的公务员或公务员出身的行政复议委员曾在同一部门工作等具有渊源关系的行政士,必然会利用这种关系开展业务,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必然形成勾结关系的结构。
若前官礼遇固化,即便支付高额代理费,也只能委托有能力游说的行政士办案,最终国民的代理费负担将上升,对行政复议的不信任也必将加重。我们已通过法律界清楚地目睹了前官礼遇的弊害。虽然为时已晚,但为根除前官礼遇,已在推进禁止大法官出身律师开业、强化法官检察官出身律师开业限制等各种对策。在根除前官礼遇成为国家课题的当下,本次修正案却在行政复议领域助长前官礼遇、量产“官阀”,这是逆时代潮流而行。
第二,很难认为行政士在行政复议方面具备专业性。目前取得行政士资格者中超过99%是未经单独考试、仅因具备一定年限公务员经历而自动取得资格者。因此很难认为他们除所管部门法令之外,还掌握了应对法律纠纷所需的实体法及程序法的基础法律知识。行政复议并非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是针对不当公权力行使或不行使的救济程序,属于一种司法程序,我国宪法(第107条第3款)也明确宣示行政复议应准用司法程序。因此,向不具备实体法、程序法专业性的行政士全面赋予行政复议代理权,极有可能构成违宪。
第三,向行政士全面赋予行政复议代理权,与仅在所管专业领域获得行政复议代理权、或完全未获得行政复议代理权的其他资格从业者相比有失公平。税务师仅在税务领域、专利师仅在专利领域、劳务师仅在劳动领域拥有行政复议代理权。此外,从事与行政士类似的文件制作、登记与提存案件申请代理等业务的法务士并不拥有行政复议代理权。法务士与行政士相比考试科目更多、难度更高,属于法律专业职种,但仍不具备行政复议代理权,由此可见,向行政士赋予全面代理权有失公平。
第四,目前完全不存在向行政士赋予行政复议代理权的社会必要性。随着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制度实施,每年已有1500名以上律师产出,具备行政领域专业性并承办行政复议业务的律师亦在增加。国民在行政复议领域无需花费高额费用即可获得优质法律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再考虑到税务师、专利师、劳务师等专业人士正在所管专业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很难找到非要向行政士赋予行政复议代理权的合理依据。
综上,本次行政士法修正案在必要性并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却向专业性不足的行政士赋予属于一种司法程序的行政复议代理权,恐将量产前官礼遇并引发司法体系混乱,因此应尽快予以废弃。在《关于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等的法律》(金英兰法)正式施行之际出台这样的立法预告,实在令人感到讽刺。
蔡明成 大韩律师协会法制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