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因IMF外汇危机,韩国国内大企业相继启动重组,当时的银行监督院要求53家财阀企业在1999年底前将负债比率降至200%以下。行业特性并未被考虑。若不利用船舶金融,就无法运营耗资巨大的数百艘船舶的海运公司,为达到负债比率要求开始卖船。此后出现了借用他人船舶投入航线的“租船”惯例。海运业危机的序幕就此拉开。
围绕韩进海运进入法定管理,有人批评政府判断失误导致韩国失去国籍海运公司,同时也有观点指出,过去政府对海运业的误判和错失时机也曾引发海运业危机。其中造成最致命打击的是“负债比率200%规则”。某大型海运公司前高管表示:“由于一艘船少则数百亿韩元、多则数千亿韩元的特性,海运公司的负债比率必然偏高”,“当时业界曾多次向政府主管部门说明海运业的特殊性,但徒劳无功,最终被200%规则束住了脚。”
在负债比率成为枷锁的情况下,海运公司根本不敢购置新船,连持有的船舶也不得不出售。到1999年底,韩国国内海运业界出售的船舶多达110艘。由于急于出手,甚至引发了贱卖争议。
结果海运业界开始采用高价租借他人船舶的“租船”方式。近来成为海运公司正常化最大障碍的租船,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某海运公司相关人士称:“当时不仅支付高昂租船费借船,还以‘先取得所有权后租赁(BBC)’条款,租金照付,10至15年后还要接手老旧船舶”,“海外船东连日后船价下跌都考虑进去,提出这种不合理条款,但被负债比率捆住、毫无腾挪空间的韩国海运业界别无选择。”这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国籍海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购船的做法正好相反。
这一点在数据上也有体现。1995年至2005年,韩国国内海运业界持有船舶数量增长率为3.7%,远低于德国(15.2%)、日本(4.2%)、中国(6.5%)、新加坡(5.9%)等。相反,截至2015年,韩国持有船舶的平均船龄为13.8年,高于日本(8.3年)、德国(10.3年)、台湾(11.3年)、意大利(12.3年)。这一数字也高于世界十大海运国船舶平均船龄12年,意味着持有船舶相应老化。业界指出,当时海运企业因顾虑负债比率而未能建造新船、推迟投资,导致船舶老化,进而削弱了竞争力。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KMI)本部长金宇镐表示:“2000年代初期,全球大型船公司马士基与韩进海运、现代商船的规模差距约为4至5倍,如今已拉大到10倍以上”,“当时错失投资良机,成为海运业强化竞争力的机会成本。”
政府的误判不止于此。2009年,政府沉醉于短暂的景气回升而搁置重组计划,最终招致韩进海运进入法定管理这一更大灾祸。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进出口货量激增,韩国国内海运公司竞相以10年以上长期合约租船。国内海运公司持有船舶数量从2007年的718艘增至2008年的828艘。但这轮景气只是海市蜃楼。奥运会后中国原材料使用量减少,加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浪潮开始,海运业遭受直接冲击。2008年5月曾达11793点的波罗的海运费指数(英国海运交易所发布的船舶运费指标)在当年末暴跌至671点。
对此,2009年1月政府发布计划,宣布将对建设、造船以及海运业启动大规模重组。金融机构也相应对海运公司实施了信用风险评估。但2009年海运运费一时转为上升,政府对海运业重组的意志也随之消失。相反,海运公司数量从2009年的164家增至2010年的185家。从2010年下半年起,海运业的下滑深不见底。现代商船连续20个季度亏损也始于此时。
2013年7月,政府再次发布与建设、造船一并进行的海运业重组计划,但也虎头蛇尾收场。因为最终只停留在通过“船舶基金”收购韩进海运、现代商船等33艘老旧船舶的水平。
本部长金宇镐表示:“尽管学界和业界一再呼吁,政府仍未设立海运专业金融机构等专门组织,只以打补丁式政策维持海运业”,“归根结底,政府没有能力对海运业做出超越市况的长期展望,因此形成‘当下好就是好’的思维,连重组时机也不得不错失。”/金宝里记者 bo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