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5 | 이철균 기자

[视角]恐怖分子的手机,记者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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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在美国洛杉矶东部圣贝纳迪诺市的一所发育障碍者福利·康复设施,两名武装歹徒(一对夫妇)闯入并开枪扫射,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的重大事件。判定为恐怖袭击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为追踪幕后,试图“解锁”犯人使用的手机(iPhone),但未能成功。FBI最终向法院求助,并获得了“向侦查当局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援”的判决,但苹果毫不动摇。判决书出来后,苹果首席执行官(CEO)蒂姆·库克发表了以下述内容为核心的信息:制造绕过安全机制的“后门”(系统管理员故意留下的系统安全漏洞)会成为危险的先例,我们将对抗政府过度的要求。此后美国社会围绕“在恐怖与犯罪的威胁面前是否仍要保护个人信息”展开了激烈的赞反争论。

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的美国侦查当局与信息技术(IT)业界之间的争论自2013年起愈发激烈。导火索是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暴露了情报当局在主要IT企业的配合下监听个人通信的事实。苹果和谷歌随即变更系统,使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人在不知密码的情况下都无法解锁。即使侦查当局拿来搜查令,也无法解除个人手机的锁定。侦查当局称“由于政府无法监控的通信方式,预防恐怖活动遭遇困难”,并推动为国家安全强制共享信息的立法,但迟迟无法跨过国会门槛。原因是这样一种逻辑更占上风:虽然是恐怖分子的手机,但若留下削弱加密的先例,最终等于不仅向政府、也向犯罪者敞开了漏洞。

类似争议在韩国国内也同样存在,只是温度不同。全国言论劳动组合曾公布,对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97名新闻从业者的通信资料收集情况进行核查后确认,共有194件被查阅。人均约2件。其中警方请求101件,另有检察机关52件、国家情报院37件等,查阅目的并未公开。仅此而已吗?最近检察机关扣押了一名采访记者的手机。这发生在侦办保守团体以违反“特别监察官法”嫌疑提出告发的案件过程中,而该记者仅是电话采访过监察官的参考人身份。手机中有各类采访信息和采访对象信息等诸多敏感内容。在并非嫌疑人身份的情况下予以扣押,从可能侵害新闻自由的层面看是极为严重的行为,并留下了不良先例。尽管如此,韩国社会却过于安静。

在争议中于3月制定的反恐法,附加了“有相当理由值得怀疑时”这一但书,包含了手机监听以及涵盖个人敏感信息的无差别信息收集权、调查权等。公权力已粗暴到连记者的手机都要扣押。这会走到哪一步?“支配过去者支配未来。”这是撰写小说《1984》的乔治·奥威尔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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