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独家垄断的不公正行为专属告发权是否废除,争议再起。
近来在野阵营为落实经济民主化提出多项MRFTA修正案,使2014年以赋予韩国监查院、Public Procurement Service、中小企业厅等部分机构对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告发请求权而暂告终结的争论,在两年后再度重现。赞成废除专属告发权的一方主张,由于公正交易委员会态度消极,专属告发权已沦为企业的免罪符,因此不应只由公正交易委员会,还应允许市民团体等第三方直接向检方告发,以便启动调查。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对不公正行为的判断应由具备高度专业性的机构作出,若跳过这一环节直接进行刑事处罚,将给整体经济带来巨大混乱。现刊载双方观点。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一切犯罪行为的侦查权由检方掌握,且只有检察官可以提起公诉。但包括MRFTA在内的若干法律规定,若无主管部门告发便不得侦查,即所谓专属告发权,从而限制了起诉独占主义。MRFTA引入专属告发制度,初衷是防止一般人滥用告发权而萎缩企业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说,对于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不是由检方先行侦查,而是由专业机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先行审查并作出行政处分,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必要,则可向检方告发。
也就是说,与一般犯罪不同,违反经济法的犯罪需要市场分析等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专业审查,这是引入专属告发权的主要理由。但一直以来,公正交易委员会即便掌握了违法行为,也不积极行使告发权,因而被批评未能实现有效监管。为此,修订MRFTA等法律,补充专属告发制度,追加引入所谓义务告发请求制度,并于2014年施行。义务告发请求制度是指,对于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告发的违法案件,中小企业厅厅长、采购厅厅长、监查院院长可综合考虑社会波及效应、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受害程度等,向公正交易委员会请求告发,公正交易委员会须义务性地向检察总长告发。
然而,即便在引入义务告发请求制之后,以2014年为准,公正交易委员会处理的4079件案件中,仅有62件即1.5%被告发至检方,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告发权行使仍然低迷,并被批评实际上成了企业的免罪符。近来,要求全面废除专属告发权规定、以严惩财阀或大企业违法行为从而落实经济民主化的主张日益高涨,反映这一内容的法案已提交国会。
对于全面废除专属告发权虽有反对意见,但笔者基于以下几点理由认为,如今已到了应废除专属告发权的时候。
第一,MRFTA施行已进入第36年,检方对公正交易案件已积累了充分的专业性,认为检方侦查必须以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知识为前提,如今只是一种偏见。公正交易委员会仅负责对违法企业作出纠正措施或课征罚款,而对企业犯罪的判断应由专业侦查机关检方作出,这在法律体系上才是正确的。将是否启动犯罪侦查的初步判断交给非侦查专业的行政机关,并不符合侦查体系。
第二,认为废除专属告发权后,一般市民或股东、市民团体、竞争企业等滥用告发权,导致告诉告发泛滥、给检方造成巨大负担,这并不能成为经济犯罪特有的问题。对于包括违反经济法在内的一切犯罪,所有市民都应有权告发,若检方能通过此类告发捕捉犯罪线索,这反而是合理的程序。
第三,也有人担忧废除专属告发权后,受处罚的可能更多是缺乏法律应对能力的众多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只要实施了犯罪,即便是中小企业当然也应受处罚,不应设例外。个人犯罪也可能被处以重刑,没有理由因为是中小企业就免除刑罚。
第四,有主张认为,既然已针对专属告发权制度的不足引入了义务告发请求制度,那么与其全面废除专属告发权,更应在现行制度下设法促使检方或韩国监查院、中小企业厅、Public Procurement Service等积极行使告发权。但若专属告发权制度没有效果,废除即可,再制造义务告发请求制度这一例外条款、使专属告发权徒有其名,并不可取。既然在该制度引入后仍经历了告发业绩微乎其微的现实,如今应回归犯罪侦查的原则,把我国企业——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塑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实施犯罪行为的健康而有伦理的体质,这才是最紧迫的举措。
按现行法律,若无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告发,对违反经济法的犯罪行为,检方只能完全束手旁观。有必要通过全面废除专属告发权,使检方的侦查可能性始终保持开放;若需要公正交易委员会协助,随时获得协助便不成问题。这样一来,不仅担心被查处的暗数犯罪(未被官方统计收录的犯罪)将大幅减少,而且随着检方正式设立专门部门运作,犯罪查处活动也将大为加强。
郑完 庆熙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