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下第三个孩子后通过育儿休假在家照顾孩子的职场妈妈A女士,最近收到了一封以公司代表理事名义寄来的信。“获得‘妈妈’这一称呼、正在体验神奇而奇妙世界的各位令人骄傲的女性员工。(中略)希望您尽情享受与宝宝相处的宝贵时光,期待与健康的您再次相见。真心祝贺新生命的诞生。”
A女士说,自己三次提交产假申请时,始终饱受负罪感折磨。每当听到周围人“一到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员工就一定去休产假”“借着养孩子的名义拿着钱休息多好”这类略带讽刺的话,她感受到的不是生育的喜悦,而是对组织的负罪感。因此,一封以代表理事名义寄来的信,足以让A女士感到温暖和感动。
A女士的经历,与政府出台的低生育率对策、国会正在讨论的对策形成鲜明对照。
政府近期作为低生育率补充对策,推出了不孕不育治疗支援全面扩大、高危产妇医疗支援强化、男性育儿休假津贴上调等措施。意即对因经济原因无法生育的夫妻,政府哪怕花钱也要支持其生育。今年124万亿韩元的福利预算中,低生育率对策预算达20万4760亿韩元。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21万5200名)折算为全年为43万名,相当于对今年出生的每一个孩子提供476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政府显然认为只要提供资金支持,生育率就会上升,因此不吝于追加资金投入。
国会近期也为克服低生育率问题成立了低生育率·老龄化对策特别委员会,从立法层面着手支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特委中有声音强调应向养育孩子的父母发放养育津贴。国会似乎同样认为,只要给父母发钱,生育率自然会提高。
但仅从A女士的经历来看,政府和国会似乎都忽视了低生育率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的结构性问题——女性劳动者难以同时承担经济活动与家务、育儿。对那些模糊地担忧生育会导致职业中断的人而言,需要的是全社会对低生育率形成共识,以及职场对生育的体谅。她们并非想要强化高危产妇的医疗支援,而是渴求职场上的体谅;比起丈夫育儿休假津贴的上调,她们更渴望能让丈夫休育儿假的社会性体谅。“仅靠抛出政策并不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国家还必须通过与企业协作,引导形成让女性能够同时承担工作与育儿的文化变革。”此时正该重温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会长彼得·麦克唐纳的这番话。/ki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