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纳健康保险医疗费时,第一步只按个人负担比例支付。即便如此,若个人自付额超过按收入水平设定的年度上限,超出部分将全额由健康保险财政支援。这就是所谓个人自付上限制这一第二重缓冲装置。得益于上限制,去年有52万余名就诊者减轻了9900亿韩元的个人负担。
健康保险的财源是保险费和税收。因此参保人之间的连带性以及负担与受益的公平性,是维持该制度的必备要素。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将个人自付上限额区分为年120万韩元、150万韩元、200万韩元等的标准,是按职场参保人与地区参保人各自的保险费水平(下位10%、30%、50%以下等)以相对评价方式确定的。理由是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与收入掌握率不同。结果,月保险费为3万韩元的职场参保人个人自付上限额为120万韩元,而地区参保人却是200万韩元,差距很大。
如果健康保险费采用以收入为中心的单一征收体系,本不会出现的歧视远不止一两项。月收入仅28万韩元也要征收健康保险费,而年2000万韩元以下的住宅租赁所得却既不征税,也不收健康保险费。领取年额超过4000万韩元(月333万余韩元)的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的退休者,可以成为职场参保人配偶或子女的被扶养者,一分健康保险费都不用交。大多数职场参保人对2000万韩元以下的金融所得也不缴健康保险费。
尽管如此,政府前不久还宣布将年2000万韩元以下住宅租赁所得的分离课税推迟两年实施。连税都不征,若说要征健康保险费,必然引发轩然大波。专家和在野党一直主张应将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改革为以收入为中心,但政府相当于撒了一把辣椒粉。政府甚至没有提及何时提出政府方案。
政府强调必须考虑保险费上涨者的反对。但问题的本质,凝缩在韩国保健福祉部一位公务员所说的“最难缠的恶性投诉者是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这句话中。意思是,因年金所得等原因不得不被排除在被扶养者之外的现任和未来公务员,是征收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
年金专家主张,要使韩国国民年金基金可持续,必须将保险费率提高到12~16%的水平。若如此,月收入略超200万韩元的平均收入者,其年金总额与保险费总额之比(收益比)将从1.9倍降至1.4~1倍。若是月收入400万韩元中段以上的高收入者,收益比将从1.4倍下降到0.7倍左右。他们指出,低收入层领得比缴得多、高收入层领得比缴得少,才具可持续性并符合社会保险原理。据称美国国民年金(OASDI)的收益比对所有参保人也都在1以下。原因在于现有年金受领者领取的远多于所缴。保险费上调越晚,未来参保人的不利就越大,年金的可持续性就越低。
政府不但没有化解这种失衡,反而在拖后腿。前不久还宣布将年2000万韩元以下住宅租赁所得的分离课税推迟两年实施。连税都不征,若说要征健康保险费,必然引发轩然大波。要走向以收入为中心的征收体系,对目前不征健康保险费的2000万韩元以下金融所得、连税都不征的住宅租赁所得等征税并征收保险费至关重要。
现行健康保险征收体系与社会保险原理相去甚远。尽管如此,政府对既得利益层的反对却闭眼塞耳。既得利益者中,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所占比重也相当大。
公务员即便做不到践行贵族义务,也不应无视社会保险的连带性与公平性原理。政府和政界也不应旁观这样的公务员行为:一边强迫公共机构干部实行工资峰值制,一边以“我们的退休年龄由法律保障”为由规避。
健康保险与国民年金,进而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改革越拖延,对未来世代和我国经济的冲击就越大。政府和政界已不是顾虑既得利益、传递炸弹的时候。
/임웅재 论说委员兼劳动福利资深记者 jael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