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炯柱 LG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协定、全球化。这些都是过去20多年来经常听到的词。美国、欧洲、日本等早在200多年前就把全球化作为重要国家政策领域加以强调。相比之下,我国的全球化稍显滞后。直到1980年代,除部分出口企业外,对国际问题几乎没有兴趣;在1989年实现海外旅行自由化之前,出国也并不容易。
真正的变化始于1990年代。随着东西德统一(1990年)、苏联解体(1991年),以及中国正式推进改革开放(1992年),我国也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必要性。曾以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之间,取代坦克的是满载商品的货运卡车开始往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与社会主义国家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开始产生巨大成果。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难以获得廉价劳动力,而社会主义国家则缺乏完备的工厂和设备。
随着意识形态壁垒的崩塌,要求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呼声日益高涨。历经种种阵痛,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而且,按照这里约定的关税下调时间表,原本超过30%的世界平均关税率在1997年骤降至5%左右,近来一直维持在2~3%的水平。
得益于此,不仅商品和服务,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都以过去无法比拟的自由度跨越国境。许多经济学家提出证据表明,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贡献巨大。在经济之外的层面成果也很显著。多个国家追求共同利益,战争大幅减少。政策协调与区域内合作也紧密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不仅在景气良好时,在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发挥了威力,起到了把多个国家凝聚为一体的共同目标作用。可以说,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已成为贸易秩序的“标准(normal)”。
然而最近这一潮流出现重大变化,令人担忧加剧。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打着孤立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旗号的候选人取得意外佳绩;英国国民在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中过半数支持脱欧,暴露出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满与不信任。对全球化的反感正超越政界,向多个领域扩散。最近两年,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保护贸易措施及相关争端增加了近20%。
我国企业的损失也在扩大。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截至本月8日,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遭遇的贸易壁垒达到进口限制181件、非关税壁垒48件。最近美国政府对韩国产钢铁和石化产品、韩国企业在中国工厂生产并出口的洗衣机等接连征收50~120%的高税率关税,带来冲击。
当然,自由贸易之路并非一直平坦。20世纪初曾被巨大的法西斯主义壁垒阻挡,此后也有不少声音批评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削结构日益牢固。但这次情况大不相同。随着自由贸易扩大使后发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均大幅改善。把全球国家按收入水平分为五组后,比较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差距。结果显示,1990年高达27.4倍的这一比率到2011年大幅缩小至16.8倍。最高收入组与第三组的差距在同期从9.6倍更快地缩小至3.6倍。相反,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均却愈发严重。尤其是不得不与后发国家制造业工人竞争的发达国家工人,正因收入恶化而痛苦。这些人把票集中投给反对自由贸易的人,发达国家政治人物和行政部门的保护贸易主义色彩因此只会越来越浓。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虽是极为基本的原则,但把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与成本均衡分配,或许是唯一解法。也就是说,正如19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开始共享资本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成果后,对全球化的不满有所平息那样,在一国之内也应在自由公正竞争的同时,付出更多努力扩充社会安全网、改善税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