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3 | BY ALAN MURRAY

财富500强 ¦ 数字最前线两位开拓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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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字陌生的牙科材料批发商与全球最强大的大企业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从两者身上都能学到许多关于数字化变革的东西。让我们深入了解亨利·施恩(Henry Schein)、GE以及“新产业革命”的内在逻辑。

<b>亨利·施恩企业简介<BR>RANK 268<BR>营业收入:</B> 106亿美元<BR><B>利润:</B> 5亿美元<BR><B>员工人数:</B> 1万9000人<BR><B>股东总回报率</B>(2005~2015年年均):13.7%

<BR><B>通用电气企业简介<BR>RANK 11<BR>营业收入:</B> 1404亿美元<BR><B>利润:</B> -61亿美元<BR><B>员工人数:</B> 33万3000人<BR><B>股东总回报率</B>(2005~2015年年均):2.5%

大概很少有人会把亨利·施恩当成一家科技企业。事实上,人们恐怕从未想过这家公司。在《财富》500强榜单中排名第268位的亨利·施恩,是榜单上知名度最低的企业之一。面向医疗机构的牙科材料批发业务,内容也枯燥至极。与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相比,这家总部位于纽约州长岛、拥有84年历史的企业能拿出来说的,大概只有根管治疗(root canal)之类。

然而,亨利·施恩正站在技术革命的中心。这家企业把像漱口水一样毫不引人注目的医疗批发业务,转变为数字化牙科治疗的核心平台,如今还在向医疗界的其他领域扩张。在此过程中,股东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自1995年上市以来,亨利·施恩年均回报率达16%,大幅超过同期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回报率。就长期业绩而言,可以说位居500强企业的最前列。

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今天的经济中,不仅是大企业,甚至连牙钻销售商也在追求数字创新。通过云计算与移动计算、不断生成数据的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性能日益提升的算法,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行业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今都看到了变革的可能性。亨利·施恩的案例清楚地表明,率先数字化的企业可以取得巨大成功。反过来,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一旦落后于潮流,也可能遭受致命打击。

嗅觉敏锐的领导者对此心知肚明。在为本期报道所进行的《财富》500强CEO问卷调查中,“技术变化的快速推进”被最多人列为“企业面临的最大单一课题”。全部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三回答,“三大变革性技术(云计算、移动计算、物联网)”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将“非常”或“绝对”重要。此外,超过半数受访者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列为带来变革的技术。

对于“自己的公司是否是科技企业”这一问题,67%的CEO回答“是”。这意味着无论是炼油、机械制造、矿产开采还是杂志制作,数字化都已成为企业的命运。其实也不必非要问CEO们。因为五名牙医中有四名,或者至少是亨利·施恩的客户,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各位读者是否做过牙齿修复治疗?

在美国大多数牙科诊所,修复治疗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患者坐上诊疗椅后,医生把会引起恶心的黏稠物质放入口中,取牙齿的模型。这个模型供牙科技师制作修复体时使用。随后在修复体上喷上白色瓷粉,使其与牙齿颜色一致。这项极其劳动密集的工作在过去10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如果不算把部分技工工作转移到中国这一近期“创新”的话)。

但若走进盐湖城南部、亨利·施恩办公室附近由一家慈善机构运营的牙科诊所,就能体验到令人惊讶的变化。首先,这里没有取模的步骤。牙科助理(dental assistant)用影像设备生成患者牙齿的3D图像。助理在同一块屏幕上设计修复体的形状,并传送到附近的加工机器。机器的大小相当于一台大号烤面包炉。30分钟后,修复体便完成。整个设计与制造流程用不到一个小时。在此期间,患者可以坐在诊疗椅上享受背部按摩。

牙医培训领域的知名专家戈登·克里斯滕森(Gordon Christensen)博士说:“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范式转变。”而这场变化的中心正是亨利·施恩。此前在牙科行业,这家公司的存在感全部就是一本1000页的牙科用品目录。

已担任CEO 26年的斯坦利·伯格曼(Stanley Bergman)在这场变化中功劳最大。

<BR>应用于牙科的洞察力——在纽约州梅尔维尔的亨利·施恩总部办公室摆好姿势的斯坦利·伯格曼。他通过卓越的客户服务建立起牙科帝国。伯格曼既不是牙医也不是技术人员。出生于南非共和国的他,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 *译注: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于1976年移居纽约。以会计师身份开始职业生涯的他,在会计公司BDO担任顾问期间,协助客户公司引入新型电子表格程序。伯格曼坦言:“当时我并不太清楚电脑是怎么运作的。”事实上,1970年代后期,BDO有多名员工决定跳槽到当时的新兴电脑企业苹果时,伯格曼曾拒绝了一同前往的邀请。取而代之,他在1980年转投客户公司亨利·施恩。

伯格曼获得了上司们极高的评价。当时的CEO杰伊·施恩(Jay Schein)在1989年因癌症去世前,甚至指定伯格曼为接班人。当时他年仅39岁。公司年营业收入为2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去年增长到了106亿美元。

作为一位取得(堪比甲骨文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的)巨大成功的人,伯格曼谦逊得令人惊讶。他把亨利·施恩从批发商转型为数字平台供应商的秘诀,归结为“聪明的战略”加上“偶然的幸运(serendipity)”(埃利森也会这么说吗?)。1990年代初,多家创业企业推出了基于MS DOS的软件包,用于牙科诊所的基础会计管理。然而亨利·施恩的销售业绩令人失望。随后一位市场人员找出了原因。牙医们无法确信几年后还能否从这些新生企业那里获得产品支持。亨利·施恩作为一次试验,在软件上贴上自家名称并提供客户服务。于是产品开始畅销。

伯格曼回忆几年后的情形说:“在一次牙科相关活动上,那家软件的开发者过来说:‘你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得真好。不过我们现在打算把公司卖掉。’”为了兑现对客户的承诺,亨利·施恩收购了那家公司。

亨利·施恩就这样进入了软件行业。正如伯格曼坦率承认的那样,当时这家公司并不知道该如何经营软件业务。当行业主流操作系统从DOS转向Windows时,亨利·施恩又收购了一家企业。这家名为Dentrix的公司已开发出兼具会计与日程管理功能、并可留存简单电子医疗记录的软件。该公司创始人拉里·吉布森(Larry Gibson)被任命为亨利·施恩的首席技术官(CTO),并担任该职位至2007年。

伯格曼意识到,公司开展软件供应业务后,已不再是单纯的批发商,而是成长为服务企业。有必要把销售人员彻底重新培训,“从接受订单的人转变为向客户提供建议的人”。

由此获得“软件开发商兼咨询、设备、材料供应商”这一复合定位后,亨利·施恩得以跃升为面向牙医的一站式平台。这为日后引领牙科领域的数字革命打下了基础。

亨利·施恩至今在犹他州科技企业密集区“硅坡(Silicon Slopes)”拥有120名程序员,全球共400名。伯格曼认为亨利·施恩本质上不是科技企业,而是服务企业。因为公司很少是最早引入新技术的一方。伯格曼说:“但当这项技术的价格带降到正态分布中80%的人都买得起的水平时,我们也会着手开发技术。”他强调,只有打造出用户信赖的平台才可能成功。“我们对Dentrix的改变并不多。如果说有一点,那就是信赖。电话打来一定接听也是其中之一。”

近来亨利·施恩还进入了兽药等医学界的其他领域。目前销售的兽医软件服务功能相对简单。大致是为客户提供日程管理,并发送就诊提醒或心虫药(heartworm medicine)服用提醒短信。但亨利·施恩正在开发能让兽医远程监测动物健康的电子项圈。活动量下降可能是某种疾病的早期症状。频繁摇头可能是耳部炎症,喝水过多则可能是糖尿病。数字兽医已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

与亨利·施恩20年前就投入数字化变革不同,GE(《财富》500强第11位)只是在5年前才开始行动。但要把数字分析引入喷气发动机、蒸汽机、机车世界的意志却极为坚定。

GE的油气部门由洛伦佐·西莫内利(Lorenzo Simonelli)统管。他认为,未来能够提升客户生产率的原动力在于数据。GE在所有设备上安装传感器,积累着极为庞大的数据。例如在液化天然气领域,740台燃气轮机全部连接到一个名为iCenter的装置上。西莫内利解释说:“每天收集的数据量相当于Facebook的全部数据。”

多数情况下,这样汇集起来的数据以简单的方式加以利用。据西莫内利介绍,通过监测泵的运行,可使油井生产率提升2~5%。远距离测量油井的原油防喷器,可以预防“非计划提管(unplanned pulls)”,最多节省300万美元。输油管上的传感器在发生泄漏、腐蚀、阀门损坏等情况时发出警告,大幅降低维护成本。

GE正超越基础应用,尝试更为精密的分析。因此正为持有的所有设备构建“数字孪生(digital twins)”。将该系统用于计算机模拟实验,不仅能实现生产率最大化,还能获得产品改进所必需的关键信息。西莫内利说:“变化正在进行中。”“速度非常快。目前我们站在最前沿的顶端,而且绝不会失去这个位置。”

引领这段“旅程”的向导是GE首席数字官(CDO)兼GE Digital CEO比尔·鲁(Bill Ruh)。他在1990年代经营一家利用RFID(早期传感器的一种)远距离追踪物体的创业企业时,首次接触到物联网(IoT)这一概念。鲁坦言:“业务失败了。经济性完全算不过来。”

尽管如此,鲁始终确信物联网的前景。他认为,既有企业在两个方面比软件创业企业更有优势。首先,既有企业拥有“向山谷供水的权利”,也就是数据。对业务领域的专业知识也很丰富。鲁判断,如果大企业把这些知识作战略性梳理,其利用价值将极其巨大。

2011年,鲁见到了GE的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CEO,抓住了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鲁说:“杰夫是站在《创新者的窘境》(*译注:一本警告经营者若未能利用新技术将招致致命后果的书)对立面的人物”,“他并不太懂技术。但他凭本能理解数据和技术的未来将如何展开、又会对GE的业务产生什么影响。”

被GE招募的鲁迅速着手构建公司内部的数字部门。目前该部门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拉蒙(San Ramon)有1500人,全球共3万人。目前GE的10个事业部中有8个设有首席数字官(CDO)职位,他们同时向该事业部CEO和鲁两方汇报。

和斯坦利·伯格曼一样,鲁也有自己的三条成功法则。

第一条是“领导力必须来自最高层”。鲁对此这样说:“组织图上的CDO是我。但真正的‘首席数字官’是伊梅尔特CEO。因为他是制定战略、给员工赋权的人。如果最高经营者不把数字化放进自己工作的前1~4位,这样的事根本无从开始。”

第二条是“速度是生命”。鲁强调“必须接受硅谷的思维方式”。“快速做出点东西来。学习并迅速转变方向。跨过失败向前迈进。这些是在这家公司相当难学到的品质。因为这种方式并不适合生产喷气发动机。但为了开发软件,这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条是“决定从哪里开始”。伊梅尔特指示先从GE的服务部门推进数字创新。鲁说:“多亏如此,推出前可以做自我测试。”亚马逊在Amazon Web Services上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而这个部门成了亚马逊最初也是最好的客户。

GE在今年2月向未知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它把工业物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云平台Predix向其他企业和软件开发商开放。这是GE管理层与董事会内部经过激烈讨论后作出的决定。

为了获得确信或共识,伊梅尔特不惜做任何事。因为他目睹了那些在数字化上消极的其他企业遭遇了什么。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解释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的消费互联网企业里,超过15%、接近20%在15~20年前根本不存在。在媒体、流通、零售金融等领域,相当多的既有企业消失了。”伊梅尔特还说,GE过去持有NBC环球时,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审判”。他说:“我看到了当时出现的现象”,“我可以断言,任何企业都不希望那种情况发生。”

Predix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但GE拥有一项重要竞争力,那就是对设备的丰富专业知识。伊梅尔特说:“工业互联网的‘杀手级应用’是物理学与分析的结合。它的功能将与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互联网不同。”

如果GE在数字转型期成功变身为微软或谷歌,公司内部其他事业部也有萎缩之忧。伊梅尔特惜言如金地说:“我不想做草率的预测。”“我们一直努力向投资者传达以下这一点:企业可以利用内部能够发挥的生产率,充分筹集投资资金。当服务今后也向客户企业供应时,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投资。”

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设想的潜力全部实现,一个新的GE将会诞生。”

这是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吗?基于云的数据与分析,真的能像(比如)100年前主要动力源从蒸汽机转向电力时那样给经济带来变化吗?

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该领域权威、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预计:“数字化在经济层面上不会带来足以与第一次(蒸汽机)和第二次(电力)产业革命相匹敌的巨大变化。”其他专家则指出,数据技术正超越消费者,对企业和产业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表达了更为积极的看法。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在去年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物联网到2025年将(主要在商业和产业领域)每年创造11万亿美元的价值”。

在以《财富》500强CEO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新技术是否会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产业革命级别的巨大变化”这一问题,10人中有4人回答“是”。斯坦利·伯格曼也是其中一员。他回答说,一旦数字技术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译注:能够在多个不同系统上运行的能力)得到保障,“生产率提升将加速”,并且“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难以想象的根本性变化”。

伊梅尔特更为乐观。他说:“我本来不是爱大惊小怪的性格,但我并不认为(把它比作产业革命)是夸张。这真的是了不得的事。”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ALAN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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