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公司A公司曾推进开发一项融合型信用评级服务,将其持有的个人信息与移动通信支付模式相结合。其构想是,若把通信使用量、缴费情况等个人信息用作信用评级依据,没有信用交易记录的大学生或职场新人也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然而,该服务开发撞上现实壁垒,尚未启动便告失败。因为向多家律所咨询后,得到的回答都是“信用评级公司与银行、通信公司之间的数据整合是否违反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无法确定”。
国内大数据业务被比喻为“行走在合法与非法的分界线上”。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是以“利用个人信息原则上违法”为前提构建的。从数据收集阶段起就属违法的情形居多,加之相关法律相互交织,“这部法律合法、那部法律违法”的情况屡见不鲜。有人日益担忧,把个人信息保护置于最优先,可能连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专家们指出现行制度的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碎片化 △对数据收集与利用的过度限制 △以刑事处罚为中心的监管。目前,线上个人信息适用《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及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法),信用交易中的个人信息适用《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信用信息法)。另外,对线上线下及民间、公共等个人信息的总体事项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
大数据经营者要同时受三部法律约束,因此在开展业务时难免繁琐。各单行法对同一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同,也被指为问题。创造经济研究会责任研究员金爱善指出:“例如未经信息主体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按信息通信网法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但按个人信息保护法只是罚款对象。”
“个人信息=秘密信息”的原则也是问题。按现行法,由4位数字构成的手机号码后几位属于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即使某特定信息本身无法识别,但若与其他信息结合即可识别,也视为个人信息。同样理由,手机终端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通信用户所获USIM卡的序列号也被视为个人信息。
信息化振兴院首席研究员吴贞妍解释:“由于个人信息的定义过于宽泛,仅凭潜在的结合可能性就会受到监管。”“为利用数据必须逐一取得用户同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英国律所霍金路伟2014年曾发布报告,将韩国列为亚洲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最严厉的国家。
韩国金融委员会为听取大数据相关产业现场的声音,今年2月在首尔钟路区银行会馆举行的“大数据活跃化推进现场座谈会”上,金融委员长任钟龙(左三)在致辞。/韩联社DB 违法时处罚力度高于其他法律这一点也引发公平性争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未经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这比诽谤(最高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或业务上泄露秘密(最高3年以下有期徒刑、500万韩元以下罚金)的处罚力度更高。
当然,从3500万条个人信息泄露的2011年Nate、Cyworld事件,到多达1亿条个人信用信息外泄的2014年三家信用卡公司泄露事件,再到上月Interpark(泄露1000万条)事件,这类时隔一段时间就爆发的超大型黑客案例,是提高个人信息保护警惕性的主要原因。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措施综合反映了上述问题意识,即通过△化名(匿名)处理 △通过汇总隐藏个别数值 △隐藏及删除特定数据 △数据范畴化等措施,使数据无法识别个人,从而在未取得用户事先同意、事后取得同意的情况下也属合法。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将数据去标识化义务化。韩国政府也在上月发布《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措施指南》,表明要为数据利用打开通路的立场。但专家指出,该指南需通过“更新”持续变得更具体、更细密。
软件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贤升强调:“已采取去标识化措施,却仍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而导致服务中断或接受刑事审判的案例不少。”“应明确个人信息概念,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系统化管理。”
/赵洋俊记者 mryesand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