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 오현환 기자

[投稿] 何为真正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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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政府一直以战略模糊态度对待的萨德部署问题,在今年7月突然宣布部署于星州地区后,全国因赞成与反对之争而急剧升温。更有中国以近乎威胁的程度要求撤回萨德部署,朝鲜也通过对南心理战煽动南南矛盾。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源于朝鲜核导挑衅,是美国依据韩美同盟为保护驻韩美军和盟国而推进的。尽管如此,萨德部署的本质却消失了,演变为美中在区域主导权与面子上的对决,使作为朝鲜威胁直接利害当事方的韩国在大国夹缝中动弹不得。在如此关乎国家命运的国家危机状况下,看到部分知识分子和前高级官员在中国媒体上刊登反对萨德部署的主张,以及部分在野党议员访华,实在令人困惑与担忧。真正的爱国究竟是什么?把9·11恐袭发生时美国超越理念与党派团结一致克服国家危机的事例视为爱国,难道过分吗?面对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几乎无话可说。以下从国家危机管理角度分析此次事态的原因,并提出今后的方向。

首先,政府的矛盾管理努力与能力不足。邻避(NIMBY)与迎臂(PIMFY)现象并非一朝一夕的问题。政府在公布部署地区之前,未能与政界、当地居民、地方政府顺畅地进行事前协商、听证会、舆论汇集,最终自陷困境。考虑到此前国民对萨德部署的赞成舆论压倒性偏高,这一点尤为令人遗憾。这一结果似是国家政策决策成员矛盾管理意识与能力不足所致,今后应引以为戒。

其二,是所有权限集中于总统一人的权力结构弊病。现行帝王式总统制是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零和(zero-sum)游戏,因此从选举开始到总统当选后任期结束,过度的划分阵营以及鲜明性和忠诚度竞争必然过热。因此,我们的政治必然把总统意图与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成为健全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巨大障碍。因此,有必要通过今后的国民讨论与共识程序,在四年连任制、内阁制、二元执政府制中选择并引入,以修改宪法使国家元首与总理(副总统)适当分权,取代现行五年单任总统制。

其三,国家政策决策参与者(机构)之间激烈的论争与协商、调整程序似被省略或形同虚设。例如,国防部长官宣布萨德部署决定时外交部长官身在百货商店的报道,便是这些程序与功能未能正常运作的例证。因为可以推断,政策审议、议决参与者离开发布现场,意味着决定由特定群体(人士)单方面作出,进而出现被排除群体(人士)的反弹与冷嘲态度。因此,今后在所有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为避免陷入集体思维(group-thinking)的陷阱,应积极研究引入红队(red team),并需要法律与制度上的补充措施。

最后,政界应按政治的本义从事政治。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定义为“对社会稀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归根结底,如果萨德系统的必要性属于国家或地区价值,那么部署决定便可视为“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国内外各种环境影响,但至少在国家安保上首要的是确保本国利益,绝不是迁就其他国家的立场和要求。因此,执政党与在野党应超越理念与党派利益,以所罗门的智慧明智地克服此次事态,以此为契机展现给国民带来希望的政治。

罗马帝国因领导阶层将私利置于共同体利益之上,在国家危机时拒绝东远集团,在圆形竞技场为角斗士比赛狂热,最终一夜崩塌。古今中外,国家的覆亡皆始于内部分裂而非外部因素。孟子曾言:“战争的胜利,成员的和睦团结比天时地利更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对面临国家危机的我们不无启示。郑灿权 韩国危机管理研究所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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