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9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美国真的抛弃了韩国吗……“桂太郎-塔夫脱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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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末期,美国真的抛弃了朝鲜吗?教科书上只是简短地这样教过。即所谓“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美国与日本缔结了相互默认各自支配菲律宾与韩国的秘密条约,并成为韩国丧失国权的不利因素。或许因为被写入国史教科书,在一般人脑海中被烙印为“美日之间帝国主义交易”的桂太郎-塔夫脱密约,曾在2005年的国会引发过一场舌战。

开放国民党议员金元雄主张“美国对源于100年前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朝鲜半岛不幸历史缺乏历史责任意识”,大国家党议员朴啓东随即反驳。朴议员主张“桂太郎-塔夫脱密约并不存在,以日本伪造的历史来主张美国在(朝鲜半岛)殖民化过程中扮演反面角色,应予重新考虑”,这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真相究竟是什么?先回到过去看看。

1905年7月29日,东京。已进行到第二天会议的日本总理兼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威廉·塔夫脱相互作出承诺。合意事项有三项。①桂太郎表示“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东亚和平只有在日本、美国与英国协作时才能实现”,塔夫脱完全赞同。②塔夫脱表示“对日本友好且强大的美国占领菲律宾,对日本也是最好的”。对此桂太郎回答“日本无意攻击菲律宾”。③桂太郎表示“为俄日战争提供直接起因的是大韩帝国。为防止大韩帝国再次引发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日本将对大韩帝国采取适当措施。这对日本是极为重大的问题”。对此塔夫脱赞同称“日本对大韩帝国拥有保护权,将有助于东亚的稳定”。

大韩帝国对会谈内容毫不知情。1905年10月,通过日本媒体《国民》泄露出部分内容,但全部内容直到1924年才由美国外交史学者泰勒·丹尼特以题为《西奥多·罗斯福的对日秘密条约(Theodore Roosevelt's Secret Pact with Japan)》的论文揭示出来。丹尼特在此将“合意备忘录(Agreed memorandum)”中的“agreed”视为“agreement”,即把“合意备忘”看作“协约”。1959年,美国历史学者雷蒙德·埃斯特斯在论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真实还是神话》中正面批评了丹尼特的见解。

哪一种见解正确?难以贸然断定。但无论是密约还是口头合意,桂太郎与塔夫脱会面之后的历史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日本在密约达成一百余天后缔结乙巳勒约,将大韩帝国变为保护国。勒约缔结后,美国最先撤走了外交公馆。密约当事人塔夫脱担任美国第27任总统、桂太郎担任日本总理(第2期内阁)的1910年,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

不仅是结果。过程同样清楚地留在历史中。“桂太郎-塔夫脱密约”之后,美日又缔结了4次协定,数次重新确认日本对韩国的支配。在解决围绕美国限制日本人移民问题矛盾的君子协定(1908年2月)中,美国也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君子协定3个月后,在美日仲裁条约中放弃了《朝美通商修好条约》(1882年)所规定的美国仲裁裁判权,紧接着在美日商标协约中放弃了对在韩美国人的部分司法权,交给了日本。在《鲁特-高平协定》(1908年11月)中,甚至加入了放弃韩国领土主权承认权的条款。

围绕“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情形更为悲惨。多处可见美国把韩国视为引发国际纷争的麻烦制造者,并把与日本的合并视为理所当然的步骤。看看派塔夫脱赴日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认识。罗斯福总统在1905年给媒体人G·凯南写了这样一封信。“我非常喜欢你在杂志上投稿的文章”。凯南在《展望(Out look)》杂志上投稿的内容是:“韩国人原本没有能力在与日本人或中国人同等的水平上认识事物。即便有人能正确看清事物,也因腐败而无法凭自身力量建立并守护优秀的社会。由于韩国人所具有的人种缺陷以及陈旧落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不依赖外部力量就难以摆脱落后状态。”

关于罗斯福总统亲日、嫌韩认识的资料数不胜数。“韩国是远东所有国家中,不,是这世上最腐败、最无能政府的国家,韩国民族是文明最落后的未开化人种。韩国人完全不适合自治。相反,日本是立宪政治的国家,日本民众是充满智性、活力与生气的文明国民。”

尽管局势如此发展,大韩帝国与高宗却始终相信美国。他们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1条“不公轻侮”的文句——意为“朝鲜与美国若遭第三国不当轻视侮辱,则相互居中调解并给予帮助”——当作阻挡外来侵略的挡风墙,紧紧依附美国。据高丽大学东亚文化交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崔正秀的研究论文《特使塔夫脱的第二次访日与美日条约体制,1907~1908》,美国也把该条约视为绊脚石。

塔夫脱未缔结条约、而以合意文形式与桂太郎签下密约的原因也在此。《韩美修好通商条约》中明示的文句成为顾虑,而比起须获议会批准的正式条约,秘密备忘录也是罗斯福外交政策的特征。罗斯福曾顾及该条约的佐证,在韩日合并之后的1914年投稿文《世界大战,其悲剧与教训》中也有所显现。

“韩国是日本的。韩国的独立确实曾由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庄严约定。然而韩国自身无力履行该条约。尽管如此,难道能想象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会牺牲自己,为韩国去做韩国自己做不到的事吗?而且那项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立足于韩国能够出色自治这一错误前提之上的。”

罗斯福的见解并非只属于部分美国人。像安连公使那样为韩国辩护的美国人极少,大部分人支持日本。相信“日本是进步与文明的战士,拥护中国门户开放,替美国打了这场战争”的人更多。当时部分韩国人也有这种想法。韩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徐载弼在1904年对李承晚这样说。

“迄今为止的日本是正当的,并在为所有文化人应当拥护的原理原则而战。我在心中祈求神庇护为正义与文明而战的国家。……(中略)……日本或其他国家,若韩国不自助并努力做到不企望他国援助,就没有理由帮助韩国。若韩国从今以后仍像小孩一样行事,沦为外国的属国是确定的。”

在“桂太郎-塔夫脱密约”111周年的今天,大韩民国的国力已不可与朝鲜王朝末期相比,但历史给了我们教训。现在正是该审视与当时相似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又是什么的时候。有一点是明确的:对力量与主权的意志是生存与发展的尺度。美国与日本再次进入蜜月关系这一点看来也很明确。看来不仅是神,美国也帮助自助者。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作战时,也以某种敬畏之心看待对手。对宁死也战斗到底、视被俘为耻辱的日本,内心怀有惧意。我们有那样的力量与意志吗?“能正确看清事物的人”有多少,能保证没有腐败吗?认为美国无条件站在我们一边的认识,也不知与111年前有何不同。

/论说委员兼首席记者 ho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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