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8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 新设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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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陈庆春检察长、禹柄宇青瓦台民情首席秘书事件等,久拖未决的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公调处)新设问题再次凸显。

为设立专门负责侦查、起诉高级公职人员及其亲属所犯腐败案件的独立侦查机构——公调处,过去曾九次向国会提交法案,但每次均告失败。第20届国会对检察改革形成共识后,在野党就设立公调处展开合作。赞成设立公调处的一方主张,分割检察权力可实现相互制衡,并有必要通过独立侦查机构消除国民的不信任。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公调处也会受人事权者意向影响,独立侦查必然存在局限,只会衍生“屋上架屋”的副作用。现刊载双方观点。

在这三伏酷暑中,关于设立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的争论正在升温。设立公调处的主张已持续多年,但近来因腐败疑云而获得强劲动力。陈庆春检察长所谓的股票暴利事件,以及洪万杓律师和禹柄宇青瓦台民情首席秘书的腐败疑云等,检察系统高层出身人士的腐败疑云接连爆出,再次设立公调处的主张因此声势上涨。

对于我们社会的腐败,尤其是检察、警察、国防、税政等权力机关的腐败十分严重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腐败带来国政混乱、国家预算流失等问题,但更严重的是,这些权力机关的腐败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达到足以破坏国家共同体的程度。莫说贵族义务,国民“有权有势的人更过分”的想法,会引发国家究竟为何存在的根本性疑问,因而从根本上威胁国家存立的依据。就此而言,没有人会反对根除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这一公调处的设立宗旨本身。

问题在于方法。若设立公调处是妥当方案,笔者也会积极赞成。但正因为公调处不可能成为妥当方案,所以我反对。

一旦设立公调处,对高级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腐败侦查将由公调处而非检察机关承担。各党法案略有差异,但高级公职人员大致指前总统、正副部长、国会议员和广域地方政府首长、法官检察官、将官级军官、警务官或治安监级以上警察干部等。即便设立公调处,检察或警察并非不能对这些人进行侦查,但既然存在公调处这一专职侦查机关,依国家机关的习性,检警不可能积极侦查这些人。那么,对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的侦查将几乎由公调处独揽。这意味着,一旦公调处未能发挥应有功能,可能招致比现在更糟的结果。

这里有必要考察当前检察机关未能发挥应有功能的原因。主张设立公调处的人认为,原因在于检察机关从属于权力,进行定点侦查,或反而进行放水式侦查,滥用作为侦查机关的权限。这有令人认同之处。

那么,公调处就没有这种危险吗?如在野方法案所设,无论是由国会推荐委员会推荐,还是由韩国大法院院长推荐,最终公调处处长的人事权者仍是总统。即便将其设为不隶属于立法、司法、行政任何一方的机关,依宪法也只能如此。这样的公调处能够不揣度人事权者的意向而行使侦查权吗?现行规定是,检察总长由推荐委员会推荐的人选经韩国法务部部长向总统提请,并经国会同意后由总统任命。正是因为这样的检察机关未能摆脱权力而独立,才要设立公调处,但没有任何依据认为构成方式类似的公调处会有所不同。以政治中立性争议为由,2013年废除了检察机关的中央调查部,令人怀疑此举是否是在复活它。过去青瓦台对中调部的影响需经韩国法务部部长、检察总长、中央调查部长,因而是间接的;而公调处只需直接控制处长即可,只要有意,控制公调处将比控制检察机关容易得多。

因此,公调处不可能成为妥当方案。方案不在于设立新的侦查机关,而在于如何让已经存在的检察与警察的强大侦查力良好运作。只需构建检察与警察竞相侦查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的格局即可。即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高级公职人员腐败案件,警察不受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拘捕、扣押令状等不经检察机关而直接向法院申请。这样,警察便可不受检察机关制约地对包括检察官在内的高级公职人员进行侦查;如果因此出现检察官被警察拘捕的“惨状”,检察机关不仅不敢想“护着自家人”,而且为了恢复自尊心,并阻止警察全面侦查权独立,还会瞪大眼睛抢在警察之前挖出公职人员的腐败。国民和媒体只需监督是否有某位检察官或警官因触碰权势者的违纪而在人事上遭受不利即可。既有违反三权分立的违宪之嫌,又难免成为变形版“中调部”的公调处,不应设立。

李在教 世宗大学自由专业学部教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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