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8 | 이완기 기자

[您怎么看] 新设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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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陈庆准检察长、禹柄宇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等事件,久悬未决的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公调处)设立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为设立专门负责高级公职人员及其亲属腐败案件侦查与起诉的独立侦查机构——公调处,过去曾有九次向国会提交法案,却屡屡告吹。第20届国会就检察改革形成共识,在野党开始就设立公调处展开合作。赞成设立公调处一方主张,分割检察权力可实现相互制衡,并通过独立侦查机构消除国民的不信任。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公调处同样会受到人事权者意向的影响,独立侦查必然受限,只会产生“屋上架屋”的副作用。现刊载双方观点。

此前未能完成检察改革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政权与检察结合,政权没有改革检察的理由。二是虽有意改革,却看错了改革方向。卢武铉政府曾误判,认为只要政权不把检察当作政治手段,检察就会自行去政治化。

检察权的政治化与腐败经由三个阶段产生。检察的核心职位仅由少数精英分享。检察高层为达成保住现有职位和未来地位的目的,自行与政治权力结合,由此诞生强大的检察权力。当检察的其他成员也借强大检察权力之势共同享受有形无形的好处时,检察的自我改革便成为口号,很难期待仅凭个人良心就能抵御各种诱惑。

一旦进入这一阶段,仅靠与既有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调整就难以达成检察改革的目的。此时的改革必须采用纵向或横向分割检察权的方法。纵向分割是废除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和高等检察厅。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和高等检察厅的存在在功能上并非必不可少,但对于构成能够凭几个核心职位掌控整个检察的层级组织而言却是必需的。

横向分割是设立与检察权具有相同功能、但受案范围受限的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公调处的优点不在于从外部限制检察权,而在于分割检察权本身。权力的分割与被分割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才能防止权力垄断、膨胀及由此产生的腐败。

公调处的功能与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占检察业务大部分的所谓刑事部案件关系不大。因此,无法垄断对高级公职人员起诉权的检察,对执政者而言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公调处将起到阻止检察政治化的隔离屏障作用。

设立公调处的附带效果是“前官礼遇”也将减少。在公调处无法获得前官礼遇,而检察的一般案件也不适合前官礼遇。所谓公调处将成为无所不能的权力、或容易依附于政界的主张并不妥当。公调处本身只处理有限的案件,正因如此其编制预定由少数人员组成,难以成为强大组织。

此外,鉴于受案性质,公调处将受到媒体和其他权力机关的集中监督。检察的力量来自于:仅检察官就近2000人的庞大组织,不仅可介入刑事案件,还可介入国家诉讼、民事诉讼等国家与社会的大部分事务。认为公调处是“屋上架屋”,或认为公调处与检察分享起诉权不符合国家构成原理和近代刑事司法体系的主张,在学术上并无根据。有的国家没有检察官,也有国家不采用起诉垄断主义。起诉权如何分配,只是该国历史、文化、法制度的问题。在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权力分立与制衡,新权力的产生本身并不构成问题。公调处虽非万能药,但难以否认它是一种能以低成本、无副作用地治疗大部分症状的方案。

从检察的立场看,若设立公调处,检察将追求只赋予公调处侦查权,或由检察一同拥有公调处对高级公职人员腐败案件的管辖权。鉴于公调处并非单纯的反腐机构,而是作为检察改革的一环加以讨论,显然应当赋予公调处起诉权。不过,赋予公调处独占管辖权违背竞争原理。因此应当承认管辖竞合,但在方向上赋予公调处管辖优先权。

最重要的争点是公调处的人员构成。在公调处处长的任命程序中让不具备民主正当性的韩国大法院院长参与并不妥当。以权力腐败为对象的公调处若要发挥应有作用,就应设为独立机构,并由国会任命公调处处长。公调处处长不一定必须是法律人。相反,没有法官或检察官经历的刑法学教授,或许更适合按原则处理案件。公调处的政治独立与中立性,可通过要求其每年向国会进行工作报告、保障其成员的任期与身份、同时限制其退职后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营利活动等方法来实现。

李润济 亚洲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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