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民主党本月初提出了为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经济界争议随之扩大。多重代表诉讼制是指,母公司因(孙)子公司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失时,母公司股东可对(孙)子公司董事会等经营层提起诉讼的制度。修正案若获通过,任何持有母公司1%以上股份者,均可对造成损害的子公司董事提起诉讼。现行股东代表诉讼中,持股1%以上的股东只能对该公司经营层提起诉讼。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也曾是朴槿惠总统第18届总统大选前的竞选承诺,但因政策方向从经济民主化转向经济活性化而未予引入。赞成者认为,这可使以少量持股支配整体的畸形财阀企业更易被追究经营责任,从而变得透明。反对者则担忧,推进并购的外资或投机势力可能借此干预经营权、滥用制度以牟取不当利益。以下介绍双方观点。
Commercial Act第403条以“股东的代表诉讼”为题,允许持有一定股份的股东为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董事受股东委任,须依据法令和章程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经营公司,违反该义务致使公司受损时应承担责任(Commercial Act第399条)。公司与自然人不同,只能通过代表人追究责任,但责任主体与公司代表的利害关系并无不同,难以期待其追究,故赋予股东对董事追责的代表权。多重代表诉讼亦无不同,即在与子公司或孙公司的关系中,承认母公司具有代表权、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资格(原告适格)。
因此,对多重代表诉讼的必要性,一般被理解为持认可态度,故其被纳入总统竞选承诺。在法律文化相似的日本,已于2014年引入多重代表诉讼。
尽管引入多重代表诉讼的气氛已有进展,仍有担忧其被滥用的主张。但如下所述,股东代表诉讼的实际情形可期待对企业经营及价值提升发挥正面功能。
第一,代表诉讼旨在恢复公司发生的损害,股东并不因此获得任何直接利益。胜诉判决金额归入公司,故公司价值得以提高。此外,作出胜诉判决后,该判决的执行文可由公司而非股东个人取得。法院实务上也曾向公司授予执行文。因此股东在代表诉讼中仅极为有限地承担取得判决的作用。个人经验也表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后股价通常上涨。违法流出的现金得以回流,股价也没有下跌的理由。
第二,代表诉讼是股东与董事之间的诉讼,公司并非当事人。因此公司也无需担忧诉讼本身带来的负担。程序上只是要求将代表诉讼已被提起的事实告知公司。此外,股东请求追究董事责任时,若公司提起诉讼,股东则不能另行提起。似有反论认为,代表诉讼过程中因证据申请可能导致公司营业信息等外泄,但公司成为证据申请对象并非多重代表诉讼的结果,且法院对无关联的证据申请会以营业秘密等理由不予采纳。
第三,多重代表诉讼是随着以控股公司为中心的所有权结构改编,为在控股公司等母公司之下实际经营业务的子公司发生侵占等董事责任时提供追责手段。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统计,截至2015年底控股公司达140余家,若不引入多重代表诉讼,结果就是法律对此坐视不管。假如A公司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A公司的母公司H公司依商法决定进行全面股份交换(以母公司股份交换、强制使子公司股东丧失股东地位的制度,用于改编为控股公司),A公司股东便不再具备原有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若无多重代表诉讼,此点可能被滥用。
第四,有反对立场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在形式上是彼此独立的法人,若允许多重代表诉讼,可能出现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的干预。但母公司本就是子公司的股东,自始即可行使股东代表诉讼权限,若其不行使,只是让母公司股东代替不行使该权限的母公司经营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已。多重代表诉讼的意义大致只是将原有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扩展至子公司或孙公司,并无新意。
最后,实际上我们已有经验表明,现行一般股东代表诉讼也谈不上滥用。据经济改革连带统计,1997年至2012年间作出判决的股东代表诉讼共计仅58件,提起诉讼最多的2004年也只有7件。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其更大意义在于可对不可容忍的违法行为追究责任所带来的预防效果。
全永俊 Nexus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济改革连带政策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