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复数工会及谈判窗口单一化制度实施满5年。
然而,在存在复数工会的单位,围绕集体谈判方式的刑事控告、民事诉讼等法律纠纷仍频繁发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复数工会单位与多数工会进行个别谈判过程中,围绕雇主保持中立义务而产生的纠纷,而劳动委员会、检察机关与法院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给产业现场带来混乱。
现行工会法规定,在一个单位内并存复数工会时,为实现合理的集体谈判须履行谈判窗口单一化程序,同时为使参与谈判程序的所有工会不受歧视,对谈判代表工会及雇主课以“公正代表义务”。
另一方面,工会法也允许在工会自身不愿进行谈判窗口单一化时,各工会分别进行集体谈判,即所谓“个别谈判”。不过在个别谈判的情况下,由于复数工会选择的是各自主导的自律谈判而非通过代表工会的统一谈判,因此各工会的谈判方式与策略可能多样。雇主在集体谈判时,也常在多数工会、合作型工会与非合作型工会之间采取差别化策略。
问题在于,即使这类策略尚未达到侵害劳动三权的程度,但若无合理理由而强迫特定工会接受不利谈判,该如何纠正。在韩国,并无规制此类行为的立法。相比之下,以个别谈判为原则的日本,早已在实务上确立了“雇主保持中立义务”的判例法理,因而较少发生此类问题。因此在韩国,近来也出现劳动委员会与法院援引日本判例法理“雇主保持中立义务”,认定差别性谈判行为构成不当劳动行为的案例。但其中存在两点错误。
第一,在复数工会单位,雇主为进行合理的集体谈判可以采取差别化策略,而这类行为并非全部构成不当劳动行为(支配介入)。若雇主对其他工会诚实谈判,却对特定工会提出在运动路线或理念上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或无合理理由拒绝谈判,则属违反中立义务、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反之,若向复数工会提出了相同条件,仅特定工会不予接受,结果在工资及一次性补贴等方面产生差别,也不能视为违反中立义务。因为这是自律谈判的结果。这也是日本最高法院的立场。
第二,即使雇主在集体谈判过程中采取的差别化策略违反了中立义务,将其直接视为不当劳动行为(支配介入)也必须极为慎重。因为韩国与日本不同,对不当劳动行为会课以刑罚。因此,即便雇主行为可能违反中立义务,对其是否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也应仅限于侵害劳动三权等极为恶意的情形,作出十分有限而严格的判断。
现行工会法在谈判窗口单一化制度之外承认个别谈判,意在尊重工会的自律谈判。因此在复数工会并存的情况下,不仅工会,雇主也可考虑对方工会的规模等因素而运用多样策略。尽管如此,却将雇主的这类行为判定为违反中立义务、构成不当劳动行为(支配介入),则违背了自律谈判的本意。何况仅因违反中立义务即课以刑罚,也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宜将工会之间的差别行为作为不当劳动行为的一种类型加以追加并禁止。
李政 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