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既是纳税人,同时也是选民。因此税收问题与政治直接相关。专家群体主张不应以政治方式处理税收问题,但在现实中,无论哪个国家,政治与税收都不可分割。
第20届国会成立以来,政界围绕法人税等税收的攻防逐渐升温。先发起攻势的是在野党。他们主张应将现行22%的最高法人税率提高到25%。理由是,李明博政府期待涓滴效应而下调了法人税,但国民并未获得实惠,企业只是把钱囤积起来,因此应以税收方式收回,用于福利支出、青年就业等。在占国税收入70%的三大税目中,撇开所得税、附加税等,偏偏点名要提高法人税,这一主张背后想必隐含着着眼于明年大选的选票算计。
反对上调法人税的执政党,同样是以政治算计看待税收问题。早在上届大选中,朴槿惠候选人就因顾虑民众对增税的反感,提出了在扩大福利的同时不增税这一逻辑薄弱的“无增税福利”。今年截至5月的国税收入累计比去年同期多征收了18万亿韩元。上月底在国会,一位执政党议员对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斥责道:“选举时酒驾检查也少一些,汽车违章停车也少开罚单,这不是常识吗?朴槿惠政府为什么这样征税……是打定主意要毁掉选举吗?”把执政党选举惨败原因归结到风马牛不相及之处的议员,难道只有一人?
韩国在多个方面正在重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这一点难以否认。税收与福利方面也是如此。日本的租税收入规模以1994年的60万亿日元为顶点,到2014年减少至50万亿日元。泡沫破裂导致经济收缩、老龄化使纳税人口减少等因素产生了影响。相反,随着急剧老龄化带来福利支出增加、刺激经济等财政支出扩大,国家债务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664万亿日元。从国家财政状况看本应提高税收,但顾虑国民反感的政界未予接受,才有此结果。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看,我国的租税负担率为18%左右,远低于34个成员国平均的25%。另外以2012年为准,日本的免税劳动者比重为16%,德国为20%,加拿大为23%。相比之下,我国免税劳动者比重从2012年的33%上升到2014年的48%。免税劳动者增加虽然源于所得税减免方式由所得扣除改为税额扣除,但完全不缴一分钱税的人口接近半数,这与作为租税政策根基的国民普遍纳税原则相违背。增值税税率同样低于OECD平均水平。
考虑到急速老龄化趋势,我国的福利支出今后也将越来越膨胀。相比发达国家仍显落后的社会安全网也需要扩充。从这一点看,明年大选前政界燃起税收攻防,反倒有其好的一面。即便不效仿发达福利国家那种享受高福利、相应承担高税负的模式,现在也是认真讨论今后要以何种水平的福利为目标、由谁承担其负担的时候了。政治人物总是表现得什么都能给,却对财源如何筹措含糊其辞。而其弊害最终由国民承担。期待出现基于我国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的税收政策对决,而非形同文字游戏的承诺。/李学仁经济部长 leejk@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