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提出在核电站厂址内短期增设用于处理乏燃料棒等高放射性废弃物的设施方案后,周边地区居民及环保团体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由于国内尚无处理高放射性废弃物的场所,这些废弃物暂时存放在核电厂址内,但即便如此,从2019年起也将达到饱和状态。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基本计划”,方案是在各核电站内设置干式短期贮存设施,并使用至中间贮存设施投运的2035年。
支持政府方案一方主张,在现有核废料贮存空间饱和之前、以及中间贮存和永久处置设施投运之前,在核电站内临时增设短期贮存设施是不可避免的。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在当前核废料处置场选址与管理仍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再增建临时贮存设施只是仅考虑便利的权宜之计,是把风险和负担转嫁给下一代。现刊登双方观点。
核电产业自1980年代后期起,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去30年间全球核电产业毫无增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进入速度与发达国家的退出速度大致相当。这种现象是典型夕阳产业的初期现象。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持续削减核电机组数量,应该是受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影响。发达国家的评估结论是,若把核电事故等因素计入核电风险度进行计算,核电并不具备经济性。再考虑到乏燃料即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处理费用,核能的经济性则恶化得不成样子。高放射性核废料是剧毒物质,人只要在其前面站几分钟就会死亡。而且必须安全保管至少10万年,直至其毒性消失。因此必须建设10万年不发生放射性泄漏的空间即高放处置场,但人类目前还没有这项技术。我国迄今也已产生约1.4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但其大部分都暂存于反应堆旁的辅助建筑内。
政府和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计划在核电厂址内新增即将饱和的乏燃料临时贮存空间,即打算以权宜之计解决该问题。
然而,高放射性核废料问题不是靠这种权宜之计能解决的。这是必须投入巨额费用和努力进行技术开发、审查厂址并说服国民才可能解决的问题。若忽视这些努力,只在厂址内增加临时贮存设施,危险的高放射性核废料问题显然将完整地成为下一届政权或下一代的负担。应遵循我们社会通行的“产生者负担原则”,本世代产生的核废料由本世代负责。享受核能好处的我们这一代应出资并付出努力建设高放处置场。
然而目前韩水原和政府在处置场建设的研究、选址以及说服国民方面都没有付出足够努力。在如此不妥善善后的同时,政府却只热衷于建设核电站。由于错误的需求预测而过度建设核电站,导致许多电厂无法运行,即便如此政府近来仍在推进新古里5、6号机组建设。这将产生更多核废料,是不负责任决策的极致。
令人担忧的是,新古里5、6号机组将建两个乏燃料临时贮存设施以扩大容量。这似乎意在不负责任地把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料问题往后推,与当前推进的厂址内临时贮存设施扩建计划一脉相承。
然而高放射性核废料问题不是可以用这种权宜之计往后推的事。让后代承担经济责任与风险,在道德上难以容许。必须尽快制定从根本上对该问题负责的办法,着手推进前述的技术开发、选址和说服国民工作。
不仅如此,这一讨论中不可遗漏的部分正是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总产生量。
要通过建设高放处置场负责任地解决该问题,就必须确定处置场的规模。要确定规模,就必须确定将进入该处置场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总量;而要确定总量,就必须决定我国将运行多少台机组、运行到何时。换言之,只有核电产业的整体设想出台,高放处置场的规模才能确定。然而这样的讨论尚未开始。在未确定今后将产生多少高放射性核废料总量的情况下,一味增加临时贮存、把风险和费用转嫁给下一代的现行做法过于不负责任。必须尽快提出该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此外,即使一段时间内确有临时贮存的必要,安全性和说服国民的问题依然存在。临时贮存设施在安全性上与处置场不可同日而语,极为脆弱。目前推进的厂址内临时贮存设施以庆州月城核电站的干式贮存设施为模型,而该干式贮存设施与外国情况不同,目前暴露在建筑物之外,对外部事故或恐怖袭击极为脆弱。需要对安全性进行细致评估,并有必要向当地居民公开相关信息。通过信息公开和充分说明取得周边居民及国民同意的过程必不可少。然而目前推进的过程中这方面的努力太过不足。在缺乏充分说明、无视征求同意程序的情况下以强推方式推进该项目是不妥的。政府应深入审视,厂址内乏燃料临时贮存设施扩建是否只是考虑韩水原当前便利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