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8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遥远的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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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28日夜,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附近海滨的多拉多酒店。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等西方七国(G7·Group of 7)首脑经过两天会议,发表了共同宣言。

这份被命名为“圣胡安声明”的宣言包含六项条款:△推行为抑制通胀的经济扩张政策 △放宽关税等贸易壁垒以扩大贸易 △推进多边贸易协定 △扩大与东欧集团的贸易 △支持能源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基于互利促进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合作。概括来说,就是为了持续增长不吝于国际合作。

在圣胡安声明之前,西方发达国家首脑曾聚会一次。在经济衰退中的通胀即滞胀(stagflation)和高油价可能威胁资本主义的危机感下,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六国首脑会谈。圣胡安声明原封不动地重申了朗布依埃声明,出席的首脑也只有英国换了人(哈罗德·威尔逊→詹姆斯·卡拉汉)。

圣胡安声明的内容也如朗布依埃声明一样,被评价为只罗列了抽象辞句,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细则。尽管如此,圣胡安首脑会谈仍有意义,因为它是G7的正式起点。G7最初是G6(六国集团),由法国提议共同应对高油价而结成,但从圣胡安会议起加入加拿大,固定为G7。虽然不乏认为加拿大经济实力较弱的反对意见,但担忧欧洲独大的美国的推荐起了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聚会,G7成立40周年。圣胡安声明取得成果了吗?在“持续增长”方面低于预期。也有分析认为,这期间的增长依赖泡沫。以众多衍生品不断分枝、曾助力繁荣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代表。若再考虑富国与贫国差距扩大,圣胡安声明的经济成绩更是逊色。

G7也不乏沦为主要国家为超级大国美国服务的合作窗口的一面。G7成立10年后,美国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排除意大利和加拿大的G5财长会议,促成了广场协议。以西德马克和日元升值为核心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日元水平跌至1987年底的120日元水平。1995年日元币值跌至1美元兑79日元水平时,G7又达成了引导日元贬值的反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在1980年代中后期为韩国带来了“三低繁荣”的反射利益。相反,反广场协议与1997年外汇危机(IMF事态)并非无关。

G7以美国为中心运转这一点,从其自身轨迹即可证明。曾因纳入俄罗斯而扩大为G8,而在俄罗斯与美国产生摩擦后又回到今天的G7。其地位也不如从前。40年前G7占世界人口的14%、全球总产出(WGDP)的一半以上(56%)。如今这一比重分别降至10.2%和35.9%。人口比重在未来10年内降至个位数已成定局。*

体力不如从前的G7似乎要出面化解英国脱欧(英国退出欧盟)带来的不安。今年担任G7主席国的日本表现积极。本国利己主义倾向强烈的日本,其领导力在国际舞台上究竟能否行得通令人怀疑,但即便是G7也希望能发挥力量。以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处境而言,希望G7阻止国际贸易萎缩的意志能够收获成果。

如果G7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将如何流转?美中之间G2对话的比重是否会更加加强,还是印度、巴西等的声音变大而新诞生G10或G11(G7+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都难以预料。韩国的坐标又在哪里?在“747”(年增长7%、国民收入4万美元、世界七强)的玫瑰色展望之下,因举办G20首脑会议而自得于经济飞跃、国格提升的时候,明明就在不久之前。

/论说委员兼首席记者 ho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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