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3 | 민병권 기자

[您怎么看]废除手机补贴上限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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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政府正在研究废除《终端机流通结构改善法》(简称终端机法)的核心条款——补贴上限制,由此引发争议。

终端机法以让所有消费者能在没有价格歧视的情况下透明购买手机为宗旨,以三年期限为前提,自2014年10月起施行。然而法律施行后手机销量下降,市面销售店经营困难,且妨碍内需提振,政府正苦思通过大幅提高补贴上限等方式使其实际上形同虚设的方案。赞成废除补贴限制的一方主张,若取消目前25万至35万韩元水平的补贴上限,移动通信商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消费者将获得实际利益。反对废除的一方则认为,即便废除上限制,消费者要获得高额补贴优惠,也只能加入更贵的移动通信资费套餐,结果只会加重国民的通信费负担。本文刊载双方观点。

或许是政府内部对终端机法的弊害有了迟来的认识,据说正在研究废除补贴上限。于此同时,部分政界人士又主张应加强迎合民意的市场干预和监管,而一直铁板一块地维护这项监管的未来创造科学部,则在没有另作说明的情况下,强化了对中低价资费套餐也要多给补贴的市场干预意愿,步调不一,争议由此加剧。

首先,在争论终端机法是否为有实效的政策之前,应先追问这种监管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究竟是否可行。2008年美国通信委员会就与我国终端机法类似的“禁止终端机与通信资费捆绑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现任克莱姆森大学讲座教授的哈兹利特教授断定,这种监管的本质是为通信商节省补贴这一营销费用,如果通信商社长们聚在一起私下协商,全都会因违反MRFTA而被起诉;随后他作证称,在芬兰和韩国实施的这类监管只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失。

然而现行终端机法不仅大幅强化了对终端机补贴监管的处罚,还由政府决定企业本应自行决定的终端机补贴被放弃时可获得的通信费折扣幅度,实际上近乎通信产业国有化。这造就了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恶性监管。若想让国民缴纳廉价通信费并提供价格相同的终端机,那么像通过韩国电力提供电力那样,由政府将通信产业国有化或公营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亏损由税金填补,即可轻易实现。

但如果政府对日新月异、创新不断的产业横加左右,产业就无法发展。放宽通信监管是全球普遍趋势。在号称通信先进国的大韩民国,政界的盲目媚俗与官治经济的阴魂,催生出了一个不合时代、并与MRFTA宗旨正面相悖的监管怪物。

结果正如哈兹利特教授所作证的那样出现了。如今在美国,买一部最新手机就免费赠送一部,还提供虚拟现实(VR)设备和游戏,并赠送Netflix一年免费订阅券的促销活动。有的通信商在购买最新手机时还免费赠送中型电视。相反,我国消费者购买最新手机最多只能获得20万韩元级别的补贴。换算成金额,国内消费者要多花数十万韩元以上。价格上涨则需求减少,这是常识。此前监管当局连这样的常识都否认,还强词夺理地称即便数千家销售店关门,对经济也没有损害。

政府一直主张,对终端机补贴加以监管,就会带来资费和服务竞争,从而有利于消费者。而且监管当局一有机会就宣传,该法施行后消费者平均加入资费下降了15%。加入资费套餐与实际支付的通信费关系不大。将移动通信三大公司的通信收入与终端机法施行前的2014年第一季度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包括平价手机购买者在内的所有消费者,月均通信费支出增加约416韩元;将今年第一季度与2014年第一季度相比,约增加397韩元。若不含平价手机,月均支出增加额分别扩大到841韩元和925韩元。即便比较2015年和2016年,含平价手机也仅减少19韩元,普通手机则增加84韩元。也就是说,终端机补贴监管会带来通信费节省,这是明显的虚假说法,与政策当局欺骗国民无异。

问题在于,仅废除补贴上限,终端机补贴竞争的出现仍有局限。因为现行终端机法要求销售者提前一周全部预告并公示折扣,几乎封堵了降价的理由。而且把终端机补贴与通信费折扣制捆绑,形同政府强制商品捆绑。不清除这些毒素条款而只提高上限额,市场难以充分活跃。因此,彻底废除终端机法才是答案。

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如今已逼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时期的水平。国内终端机制造商现在要因中国的强势挑战而担忧生存。正是终端机法使这些企业无法采取自由的价格政策。理所当然应扩大市场自律,以应对这种危机。政界也应停止将经济政治化的媚俗行为。即便现在通信商每台年均营业利润仅为3万至5万韩元,仍有政界人士主张应废除超过13万韩元的基本费。若不是打算用国民税金补贴通信费,这种主张可谓极其不负责任。迎合民意的监管所带来的损害,仅终端机法一项就已足够而有余。

李炳泰 KAIST经营学院教授·消费者观察共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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