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波诺在都柏林郊外住所附近摆姿势拍照。<b>爱尔兰摇滚乐的标志人物波诺(Bono)如今领导着一个广受赞誉、以数据为驱动的全球性组织。该组织影响各国政府、凝聚企业高管,并为贫困人口筹集数亿美元资金。其秘诀在于,波诺并不亲自站出来当领导者,而是让别人确信自己才是真正推动变革的领导者。让我们看看企业能从这位乐坛传奇身上学到什么。</b>
<br>“为什么大家不把这件事广泛传播出去呢?这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爱尔兰乐队U2主唱波诺向听众呼吁。那是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的“天真与经验巡演”(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Tour)第四天的夜晚。两个主舞台、一条通道式舞台,以及无数大教堂规模的数字屏幕上,多媒体盛宴层层展开。对于一支销售了1.75亿张专辑、22次获得格莱美奖、举办过史上收入最高世界巡演的乐队而言,这样宏大规模的摇滚演出本属理所当然。但当时波诺呼吁的对象,并不是前来观看演出的粉丝。
2015年7月,当U2的狂热粉丝涌入场馆等待演唱会时,这位现年55岁的乐队领袖正在三层楼之上参加一场完全不同的简易欢迎活动。在排列整齐的椅子和演出设备之后、由帷幕搭起的临时场地里,他迎接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他拍着一位基金经理的肩膀,以温暖的语调说“我们正在赢得对抗艾滋病的胜利”。面对约30位贵宾,各种统计数字从他口中流出,仿佛只是在聊家常。
联合国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增HIV感染病例下降了35%,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减少了41%,比预期多出数百万人获得了救命药物。波诺传递这一消息的样子,不像摇滚明星,更像传染病专家。没错,他既是摇滚明星,也是传染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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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诺在听众中发现了潜在的同伴: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女儿、老布什总统的孙女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上世纪90年代初U2“动物园巡演”(Zoo Tour)期间,波诺曾对她恶作剧打过骚扰电话,不过如今已获得原谅。波诺向芭芭拉·布什谈起她的孪生姐妹珍娜·布什·哈格(Jenna Bush Hager),说:“上周我见到她,怀着孩子肚子已经很大了。多么美啊!”随后他走近了一些,低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想和你父亲通个电话。我已经尝试了一周左右了。”
如今世界已正式踏上到2030年消灭艾滋病的轨道。她听说过这些吗?波诺谈到2013年启动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时说:“你父亲在这项计划中也出了一份力。”通过Pepfar立法,抗击艾滋病的斗争至今已筹集约600亿美元资金。这至今仍是为消灭单一传染病而设立的最大规模国家财政计划。该计划还获得了跨党派支持。法案通过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致命且一度无法控制蔓延的疾病上。波诺说:“美国人恐怕并不知道自己救了多少条生命。”后来他把这一信息变成了极具感召力的政治口号:“如果你是纳税人,你也是抗击艾滋病的行动者。”
这句口号体现了波诺领导力剧本中典型的“作战口令”。第一步,毫不吝惜地把所有成功的功劳分享出去。第二步,提醒人们他们自己对这项使命不可或缺。第三步,请求更多帮助。然后从第一步到第三步不断重复。
如果有人以为波诺只是个与达沃斯(Davos)出席者相熟的“半吊子名人”,那就该查一查他过去的足迹。在唤起人们对贫困、尤其是非洲贫困的集中关注,并促使政府与大企业携手消除贫困这一影响力层面,鲜有人取得比波诺更大的成果。波诺的“游说”活动始于“千禧年债务减免”(Jubilee 2000)全球运动。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安·佩蒂福(Ann Pettifor)发起的运动,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免除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其灵感来自圣经中每49年免除债务、释放奴隶的经文)。波诺被这一诉诸虔诚基督信仰的理念深深触动。最终这位摇滚明星在1990年代后期造访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波诺说,若不是当时萨默斯的首席助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出面帮忙,他作为游说者的生涯当场就会结束。
也许比目标本身更深刻影响波诺的,是其背后的战略。创办“拯救生命”(Live Aid)演唱会的音乐人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帮助波诺理解了数字层面的问题。波诺说:“我们通过演出募集的金额是1.25亿美元,这甚至低于非洲国家每天支付的债务利息。”这意味着,无论继续举办多么华丽的慈善演出,问题也绝不会得到解决。而免除债务才可能成为解决之道,因为这样才能腾出可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卫生等领域的资源。
据世界银行统计,通过Jubilee 2000,全球35个最贫困国家超过1000亿美元的债务得到减免。但对波诺而言,重要的并不只是结果,其背后的战略同样重要。债务减免是巧妙运用“影响力”的范例,这一想法深深刻在了他的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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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波诺发起了ONE运动。这是一项自发运动,旨在向议员施加影响,促使他们为能够真正改变贫困人口生活的项目提供资金。ONE运动的支持对象包括Pepfar(持续提供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及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当地项目提供资金的日内瓦非营利组织全球基金(Global Fund)、向儿童提供所需疫苗的公私伙伴关系Gabe Gavi,还有波诺目前格外钟情的“非洲电力法案”(Electrify Africa A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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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电力法案于2015年12月在国会通过,并于2月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的目标是通过支持当地民间投资,首次为撒哈拉以南地区5000万居民供电。它在陷入僵局的国会中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便获通过,但对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了一年的ONE运动人士来说,不确定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再说一遍,ONE运动的原动力是“起到杠杆作用的影响力(leverage)”。可以把它理解为放大波诺自身贡献的机制,也可以看作把700万名志同道合行动者的声音最大化的巧妙装置。过去十年间,自发行动者们为筹得目标资金,向议员发传真、打电话、写信、发推特,也直接登门拜访。他们并非只做表面功夫的行动者,而是从预算编制流程的细节到国会礼仪都接受了高水平、精细的培训,还就非洲的卫生、教育与能源安全接受国会级别的简报。
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ONE运动内部自发行动者的政治倾向令人惊讶地难以区分。至少在修辞上,既非明确的进步派,也非保守派。该组织本身与波诺一样彻底跨党派:立场坚定却包容,也不把企业视为恶人。特拉华州(Delaware)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说:“国会里没有他们那样的存在。每年前来的他们礼貌得体,既有准备,又很执着。”
跨党派方式在Pepfar上达到了顶点。波诺让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改变心意的、颇有阿蒂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风格的故事,至今仍是国会中的传奇。波诺连忙摆手,不愿把功劳归于自己。他说:“我不同意说这是我的功劳。但可以说,我找到了摆脱笼统成见、与‘反对势力’打交道的方法。”1980年代的宗教右翼阵营中,没有人比赫尔姆斯更反对为抗击艾滋病提供资金。他曾把性少数(LGBT)群体斥为“变态”,说他们是患上同性恋疾病的“软弱且道德上病态的可怜存在”。波诺没有动摇。他利用在债务减免运动中共事过的福音派信仰领袖的关系,为推动Pepfar开始与保守派议员会面。波诺以自己极为熟悉的“数据”与“信仰”两种语言展开对话。波诺说:“我向他们展示了HIV与新约早期的麻风病之间存在明显相似之处。”“这场斗争并不只关于对外援助。”
终于与赫尔姆斯面对面坐下的波诺,引用了讲述苦难的《马太福音》第25章。他回忆当时说:“没有谈论审判。应对这种疾病,怎么会不处在基督事工的核心呢?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赫尔姆斯深受感动,于是在祝福之后立刻行动起来。他不仅改变了自己对资助抗击艾滋病的看法,还亲自向白宫展开游说。十分高兴的布什总统在宣布该援助计划时也曾表示:“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走进总统办公室告诉我,‘杰西·赫尔姆斯说,你该听听波诺的想法’。”当时80岁的这位参议员此后成了U2的粉丝,不断参加他们的演唱会,好像那是一场复兴布道会。美国政界人士也真的感到惊讶。包括乐队同伴“边缘”(Edge)在内的波诺的进步派熟人也大吃一惊。佩洛西笑着说:“那是真正的奇迹。”但波诺对此看得更简单。他主张:“如果有人毫不动摇地反对某件事,那就必须找到办法,把他们狭隘意识形态视角上的缺口撑得更大。”“我们愿意把自己视为‘为达成目标,也会与意料之外的人对话的少见群体’。”
这是一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信息,也成为ONE运动持续的强项之一。去年7月,当U2终于登上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舞台时,波诺兑现了此前在欢迎仪式上对年轻的芭芭拉·布什所作的承诺。他向自己的摇滚粉丝提到了那份关于抗击艾滋病成果的联合国报告,并说出一个喧闹的观众也许早已忘却的名字。波诺高喊:“应该向布什总统道一声感谢。”观众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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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当地非政府机构“绿色能源非洲”(Green Energy Africa)的简·阿尼卡(Jane Anika)在肯尼亚库拉地区的村庄里,向两名马赛(Maasai)族少女讲解太阳能灯的使用方法。右:2015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上,波诺与比尔·盖茨为纪念Red项目十周年合影。
<b>从第一步到第三步不断重复。</b><br>“如果各位都不在这里,我也不想待在Heaven。”波诺再一次向听众呼吁。他总是在向听众呼吁。这次的舞台是Heaven。Heaven是位于卢旺达基加利(Rwanda Kigali)的一家餐厅名称,又一群陌生面孔在那里聚集。时间是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中的第二天。ONE运动的人士与全球基金代表、卫生专家、安全顾问等,以及与如今已颇具知名度的ONE运动品牌项目Red建立伙伴关系的若干企业高管同席。
Red是2006年在达沃斯启动的项目,探索让企业为全球基金提供资金、同时提升公众意识水平的创意方法。Red首席执行官黛布·杜根(Deb Dugan)说:“我们像风险企业一样运作”,“为实现事业目标,我们与企业市场营销部门紧密合作”。过去十年间,可口可乐、星巴克、耐克等合作伙伴通过销售Red品牌产品,向全球基金提供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仅苹果提供的资金就超过1.06亿美元。与Red的大多数企业伙伴一样,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也是因波诺个人的努力而参与进来。库克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这是一种运用我们的技术提升人们认知水平、并助力改善状况的特别方式。”他高度评价波诺:“他是同时拥有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的少见性格的人物”,“大多数人只具备其中一样,而他两样都有。我信任他。”
可口可乐CEO穆泰康(Muhtar Kent)也对波诺赞不绝口。“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调动情感、灵魂和人的价值。”肯特与波诺在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活动上正式合作。与前任及现任总统布什、克林顿、奥巴马以及波诺一同登台的肯特,承诺与Red项目建立合作关系。2011年以来已筹集800万美元的可口可乐宣布,到2018年将再追加筹集600万美元。这一切都将用于支持全球基金。
这位可口可乐CEO评价波诺“梦想做得很大,同时为把事情做成而真的非常努力”。两人自2011年后关系亲近,还一同走访过非洲各地。两人走近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各有一个同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子女。
赞誉波诺的人士中还有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这位星巴克CEO说:“去年夏天我跟腱撕裂受伤时,波诺来看我,确认我的状况。”他接着说:“他一个人推门进来,陪我待了一整天。”舒尔茨既珍视两人之间的交情,似乎也从这位摇滚明星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领导才能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强调:“可以说波诺是真心侍奉他人那种类型的领导者。”“波诺站在舞台上时灯光明亮,你能清楚看到他。但当摄像机关掉、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我认为那才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真实的。”
在波诺消除贫困的战斗中成为同伴的其他熟人——名厨马里奥·巴塔利(Mario Batali)和美国银行副董事长安·菲努凯恩(Anne Finucane)等——也一同前往基加利,参与他的努力。2014年以来向Red项目提供了1000万美元、并宣布未来五年将再追加1000万美元的菲努凯恩说,访问基加利时她坚定了必须帮助他的决心。她强调,在见到那些靠每天两粒药片挽救生命的人真实的面孔与名字之后,“人生改变了”。
作为国会代表团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与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格兰杰(Kay Granger)也出席了。格兰杰领导着为ONE运动游说的所有项目提供资金的预算编制小组委员会。这一天,访问团首先参观了约20万平方米、铺满太阳能板的场地。这些面板由为当地供电的Gigawatt Global开发。手持麦克风的波诺一如往常穿着摇滚明星的装扮。他身着黑色与皮质单品、粗犷靴子并戴着耳环,献上了“波诺体验”(Bono Experience):讲一点数据、讲一点故事、讲一点好消息,并对在场众人的贡献大加感谢。
波诺既容易预料,又令人意外。笔者不得不太过频繁地提醒自己:这个戴着墨镜的人——波诺因20年来饱受青光眼折磨,为保护眼睛而佩戴墨镜——是一位摇滚明星。发行了13张录音室专辑(其中7张登上公告牌榜首)的U2,属于摇滚史上最成功的乐队之列。而U2成功的一部分在于其独立倾向。波诺也说:“我们自己是主人,不受任何人束缚。”乐队成员们不受企业权力的任何压力,作为平等相互协作的艺术家活动。
MTV创始人、现任ONE运动董事会主席汤姆·弗雷斯顿(Tom Freston)这样评价U2:“他们的声音独一无二。而且他们创作的音乐能在人们记忆中萦绕数十年。”波诺在音乐成长的同时,也具备了企业家的一面。2004年他共同创立了私募投资机构Elevation,该机构凭借对Facebook、Yelp、BioWare、Pandemic Studios的成功投资录得了出色业绩。2014年,他还成为管理70亿美元的全球投资集团TPG Growth的特别合伙人。集团创始人比尔·麦格拉珊(Bill McGlashan)在波诺加入的一年前收购了吉他厂商芬达(Fender),并请波诺加入该公司董事会。麦格拉珊被波诺对芬达未来的战略思考能力所折服,此后成了他的拥趸。
在波诺看来,音乐、发展事业与投资之间有着惊人的共通点。而他在各个领域展现的不倦推动力毫无缝隙。但当被直截了当地问到这股推动力的根源时,他的回答有些含糊。他说“你知道的……”,稍作停顿后说“不是有‘家庭祷告(a family prayer)’吗。那是非常有用的祷告”,随后陷入沉默。接着他说:“这就是我对那个问题所能给出的最接近的解释。”
出身爱尔兰这一事实,也是展现波诺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至少对他自己而言)这有助于解释他为何如此关注发展事业。波诺强调:“现实中的爱尔兰仍生动地记得Kia,也留有走出殖民时代的记忆”,“如今仍在治愈暴力、贫困与绝望”。“我相信发展事业在非洲也会像在爱尔兰一样奏效。”
本名保罗·休森(Paul Hewson)的波诺14岁时失去了母亲。这一令人心痛的事件使他沉浸于音乐。波诺说:“那是为了治愈伤口。”U2成员们从十几岁起就是一同就读于都柏林(Dublin)进步派中学蒙特坦普尔(Mount Temple)的挚友。他们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因为不会演奏乐器,只能当朋克摇滚乐手。”波诺当时与艾莉森·斯图尔特(Alison Stewart)相恋,最终走入婚姻。他至今仍喜欢说:“我遇到妻子的那一周,也遇到了我们的乐队。”波诺与艾莉森有4个子女。女儿乔丹(Jordan,26岁)和伊芙(Eve,24岁)都住在纽约市。儿子有以利亚(Elijah,16岁)和约翰(John,14岁)。波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都柏林平凡度过,与朋友、家人保持亲近。其中也有人并不怎么欣赏摇滚明星。还有一个敏感之处:U2出于税务考虑,把旗下一家公司设在了荷兰。波诺曾公开辩解说这是聪明的经营方式,却挡不住批评。他说:“负面的说法常在酒吧里听到,但我并不太在意。”
波诺并不在乎。相反,波诺的爱尔兰式情感与历史意识,似乎赋予了他为别人可能视而不见之事采取行动的勇气。十年前,波诺首次访问位于基加利的大学教学医院(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当时那里的小病床上躺着3人,地板上也躺着3人。还有无数人在绝望中排着长队,等待检查自己是否患上致命疾病——而在更富裕的国家,这本是能得到良好管理的疾病。而且没有药品供应。围绕谁能获得救命药、为什么如此——以及政治冷漠与体系性贫困如何常常成为把人们推向可怕死亡的唯一原因——波诺开始严肃地提出道德问题。“为什么居住的地点要决定一个人能否生存?”
十年过去了。如今已有足够理由抱持希望。十年前的那个地方,如今560张病床整齐地安置在大多为单层的低矮建筑中。各栋建筑按外科、肿瘤内科、妇产科、儿科等专业领域布局。通过全球基金精心监督的资金提供项目,卢旺达获得了7000万美元支持。结果是,帮助对感染HIV的卢旺达国民进行检测与支持的全国性卫生体系,尤其在农村地区取得了成效。2000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为1.3万人,到2014年已减少至3000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HIV母婴传播病例仅有36例。
波诺与ONE运动的共同创始人——英国行动者杰米·德拉蒙德(Jamie Drummond)和露西·马修(Lucy Matthew)——在去年8月代表团访问时,迎来了庆祝成果的难得时刻(博比·施莱弗(Bobby Shriver)是第四位共同创始人)。德拉蒙德、马修与波诺是在Jubilee运动期间相识的。他们是(与U2不同的)另一种乐队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合作。他们彼此用简略的话交谈,接过对方开了头的话把它说完,并把这些汇集到笔记本电脑上制定战略。
德拉蒙德谈起自己是如何学会思考发展事业的。他说:“1990年代,我处理的是被称为‘复合型紧急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指的是在世界似乎面临最糟糕局面的时期所发生的巨大人类灾难。埃塞俄比亚刚刚经历内战,阿富汗的塔利班正在扩张势力,卢旺达正在经历大屠杀。他说:“我真切感到这非常重要。那是些黯淡而真正无法摆脱的问题。”那么在那个节点上,如果媒体登场、摇滚明星举办演唱会,又会怎样呢?如果能预防紧急状况的发生,又会怎样呢?如果能事先阻止问题,又会怎样呢?
若说波诺有一句座右铭,那便是圣方济各(St. Francis)的话:“走进整个世界去传播福音。如有必要,再使用言语(words)。”波诺表示:“我喜欢这句话。”“实践、实践、实践。变得有用,那就是我想实现的目标。”
今年,ONE运动安排了200名自发行动者与30名美国参议员(或高层官员)会面的机会。这是一场出席人数格外众多的活动,最重要的是为了支持全球基金的“资金补充”。对这个组织而言,培养下一代领导者比什么都更关乎长期未来。波诺强调:“若要打造可持续的组织,就不能只依赖我。”
不过有趣的是,ONE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对某样东西的依赖——那就是非洲。在非洲大陆活动的ONE运动相关人士超过300万人,是组织内成长最快的群体。伴随这一变化,成员之间的信息也在演变:与财政支援相比,更侧重于发展协助,以此推动“请求”帮助。访问卢旺达之后,波诺与ONE运动及Red项目的代表团访问了位于拉各斯(Lagos)的CoCreation Hub。那里是聚焦社会影响的IT创业者的孵化空间,关于女性问题、卫生、良好的政府运作、反腐败的想法层出不穷。所有人都在努力解决每月蒸发10亿美元的原油收入问题。教育倡导者兼创业者奥韦乔·阿波奇·尼尔森(Owoicho Apochi Nelson)反问:“如果那笔资金用于教育,会发生什么呢?”
在ONE运动团队成员就尼日利亚女权问题——组织将“贫困最性感”作为该议题的主要宣传口号——举行圆桌会议期间,波诺主张此次访问的主要目标是“贸易与企业家精神”。波诺指出:“这两点是消除非洲大陆极端贫困的钥匙。目前非洲需要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但若不引入那些畏惧风险的外部投资,创造就业将无法实现。”
为此,波诺从去年6月起开始参与TPG与Satya之间特别聚焦非洲投资的新伙伴关系合作。这一想法源自波诺在都柏林住所会见TPG Growth合伙人麦格拉珊,以及ONE运动理事、非洲投资者兼发展专家穆罕默德·“莫”·易卜拉欣(Mohamed “Mo” Ibrahim)之时。这一构想的目标是寻找既能合乎伦理地运营、又能创造就业的聪明的大规模投资方式。正如波诺自己常常重复的那样,他主张“商业投资能够实现社会价值”。“在欠发达经济体所做的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会追求利润。”
3月第二周的星期一,波诺与乐队成员回到了录音室(在不太追求利润的时期,目标是追求创造力)。他们正在为今年下半年“天真与经验巡演”重启做新的创作准备。这位人气颇高的U2领袖正变得完全像个哲学人物。波诺形容ONE运动早期说:“我们真的像一群(只要是好主意就拿来用的)盗贼。”这也可以说是他从人人平等的乐队生活中引入的运营原则。他笑容满面地说:“最好的主意无论出自何处都必须被采用。即使来自乐队之外也一样。只要不是自己的主意,什么都可以引进。”而他希望把这一信念应用于下一个十年。“主意就在外面。”
当波诺说自己是追随者(follower)时,意思是他追随基督,尤其是照顾穷人的那一位。他说:“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戴上臂章。”波诺强调:“我是真正拥有信仰的人。但我不会盲目追随,因为我对那样做的人抱有疑虑。”不过,通过一种优雅的转变,ONE运动正让全世界的政治人物也成为追随者——追随自己应当照顾的公民的追随者。波诺对此说:“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责任。”
当然,这段旅程中也有艰难时期。波诺坦言:“最近在医院里浪费了太多时间。”2010年,他因椎间盘和坐骨神经受压几近瘫痪,紧急接受了手术。因此U2不得不取消360°巡演的美国行程。2014年11月,他还在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遭遇了严重的自行车事故。他眼周骨骼和小指受伤,左肩骨骨折,骨头还从左臂皮肤6处穿出,伤势严重。这是一起提醒人们即使最出色的灵魂也无法脱离肉体这一现实的事件。
波诺提到了与自己亲近的爱尔兰诗人布伦丹·肯内利(Brendan Kennelly)的建议。他说这条建议被用作创作歌曲的灵感。“如果想抵达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问题最黑暗的核心——那就当自己已经死了去写。你会不再担心别人怎么想,自尊心也会消失。”
波诺说那就是他目前的计划:他解释说,自己会把每首歌都当作自己将写的最后一首歌来创作。他为了增强话语的效果停顿了一下——他果然是爱尔兰人!——然后继续说道。“但我迫切地希望它不是最后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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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诺取得的成果<br>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资本家波诺与U2,在过去40年里展现了创造并分配财富的才能。
<b>● 专辑销量</b><br>U2自1980年以来发行了13张专辑,销量1.75亿张,(按大致估算)创造了18亿美元的营收。
<b>● 通过巡回演唱会创造收益</b><br>U2的2009~2011年360°巡演创下史上最高收益。Live Nation统计的最终收益为7.364亿美元。
<b>● 波诺的企业活动</b><br>波诺共同创立了早期投资Facebook的私募投资机构Elevation Partners。他(与乐队成员Edge一同)加入了芬达吉他(Fender Guitars)的董事会,还担任芬达所有者、私募基金TPG Growth的顾问。
<b>● 蒸蒸日上的NGO活动</b><br>宣传项目Red自2006年以来共为抗击艾滋病筹集了3.5亿美元资金,并为波诺与耐克、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巨型企业的领导者会面充当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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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为凝聚核心的苹果</b><br>2004年,苹果销售了数千套特别版U2 iPod礼盒。2014年通过iTunes免费发布了《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这带来了U2原有唱片销量的增长。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ELLEN MCGI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