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从高一起就开始准备就业。但也有人连几十万韩元都没有,无法报名参加成为产业技师所需的考试。他们以非正规职身份进入公司,但面对的现实却极为残酷。本文采访了这些非正规职外包青年的真实处境。
▲持续的简单劳务导致不断跳槽……“十年拿同样的工资”
今年已在冲压工厂工作第二年的白哈娜(22岁,化名)今天的手指关节又没有一处是完好的。白某表示:“如果在运转的生产线上安装安全装备,机器运转就会变慢,所以公司干脆把安全装置拆掉了。”
在汽车产业组装线工作的李在仁(32岁,化名)说:“高中时考取了产业技师资格证,但真正进入社会后只被安排做简单的活,资格证完全没用。想学技术,却积累不到像样的经历,只能反复跳槽。合同一年一签,因为想找工资高的地方,结果只是来到劳动强度更大的地方。”由于经济困难,他们希望早点进入社会学技术,但正规职岗位并不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大多是任何人都可替代的简单劳务。相对工资而言劳动强度大,合同又以1~2年为单位反复签订,自然就为了更高的工资而不断跳槽。
在日益严峻的就业难下,出现的岗位也大多是非正规职。据韩国劳动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近期非正规职劳动市场的变化》报告,截至去年8月,新招聘(工龄不足3个月)的15~29岁青年薪资劳动者中,非正规职比重达64%,比8年前高出约10个百分点,显示以非正规职身份就业的青年正在急剧增加。Statistics Korea在2015年3月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显示,非正规职劳动者中从事简单劳务者为187.6万人(31.2%),同比增加6.3%。
即便积累了多年经历,一旦跳槽就只能拿新员工工资,收入反而减少。因为工资按入职年限而非经历计算,每年都要重复新人工资。在有线电视公司工作20多年的李某表示:“这个行业雇佣特别不稳定,10年跳槽10次的情况比比皆是。当然起初会尽量坚持,但经营者一换,无奈离职的情况不胜其数。新进公司就是新人工资,因此有很多人十多年来一直拿新人工资。”
据韩国非正规劳动中心《青年非正规职现状与对策》,青年劳动者中曾至少一次被以正规职雇佣的比例仅为13.2%,而曾至少一次被以非正规职雇佣的比例为51.3%,相差近4倍。此外,考虑到回答以非正规职就业次数达5次以上的比例为13.6%,分析认为大多数非正规职劳动者即便跳槽也难以摆脱非正规职的桎梏。
▲制造“血腥竞争”的“非正规职之间对决格局”
让非正规职之间相互“竞争”的“残忍食物链结构”也在加剧他们的雇佣不安。以通信公司非正规职为例,他们安装、维修大企业通信公司的产品,但属于受雇于外部企业的间接雇佣非正规职。总承包方对两个非正规职群体,评价全国各家企业,每年与评价指标较低的3家企业解除合同。
公司下达同一时间段内要走访三户人家的“杀人式”日程,刚入职的新人在技术尚未熟练的情况下也要独自进入作业现场。工作重叠,速度必然变慢,而这一成绩会如实体现在作业指标上。若因无计可施而提出反对,公司便称“要开除”或“要扣工资”,让人无话可说。甚至经常需要攀爬电线杆或上屋顶,却连安全帽等安全装备都领不到,工作服还有自掏腰包的情况。
第三级外包有线电视安装技师权某(工作场所工会政策室长)表示:“技师们每天加班,回家后还要向客户求情‘满意度回访时请多配合’,或请客户在回访中‘说非常感动’。遇到挑剔的客户,还要掏出本就没有的私房钱送礼,或者在自己家里多装一条有线电视线来凑数。有资历的作业者好歹能应付,年轻人连这都做不到,分数只能很低。”即便是明显的工伤,劝说员工不要申请保险的公司也相当多。去年2月在连锁咖啡专卖店做兼职的辛敏珠(21岁)在店内被热水烫伤,提出按工伤处理后,店长便通知她解雇。辛某拒绝后,店长还威胁说:“按工伤处理的话就签6个月劳动合同,期间若缺勤就不发一个月工资。”辛某最终辞职。
去年某制造企业未就生产工厂发生的工伤提出申请,引发相关工会成员的反对。事故类型多样,包括作业中铁屑进入眼睛、在医院治疗后当天返回工厂的事故,以及在清除粘在冲压辊上的橡胶时,作业者的手被夹在主体辊之间、左手三根手指被压爆的事故等。根据2015年劳动部的工伤发生现状,18~24岁年龄层的受灾者(死亡者)人数为2012年3291(22)人、2013年3323(28)人、2014年3566(29)人、2015年3557(33)人,呈逐年增加趋势。分析认为,他们与其他年龄层相比作业熟练度较低,却容易暴露于危险作业,因此工伤及死亡事故发生率较高。
今年2月初,在富川和仁川发生了派遣劳动者视力受损或失明的事故。事故发生在向三星电子、LG电子等供应手机零部件的外包企业,作业者用气枪吹散用于冷却的甲醇时,甲醇侵入人体。为保障劳动者安全本应使用乙醇替代甲醇,但因价格差异,业主使用了甲醇。受害劳动者当时连口罩和手套都未获配发。/照片=劳动健康联合
▲频繁歇业、破产使外包不稳定……“多米诺式受害”是外包本身的本质问题
无法稳定获得订单量,这一外包自身的本质问题也很严重。由于总承包方要求的订单时常变动,二级、三级外包企业接连陷入危机,不得不解雇员工。
从事零部件工作的崔振硕(32岁,化名)也讲述了现场的困难:“组装手机等产品的生产线很多,一旦某个季节订单量骤减,公司就不择手段地骂人、赶走员工。主要是最年轻的员工成为目标。”
现代重工业去年在全部300余家中小合作企业中有57家歇业,上个月又有10余家企业关门。大宇造船的中小合作企业中,也有37家、约占全部187家的20%在去年歇业。曾在忠清北道清州一家锅炉企业做外包工作的韩仁洙(27岁,化名)通过劳动咨询倾诉了郁闷心情:“工资一直拖着不发,286万韩元中只拿到230万韩元,之后与老板就联系不上了。公司破产,老板电话号码也换了,办公室也没了。想提起刑事告发而联系总承包方,总承包方却说自己去解决。”
大企业要求下调供货单价,下游外包企业为了配合就只能削减人力和工资,一级合作企业把负担推给二级合作企业,二级企业再推给三级合作企业。外包层级越往下,各阶段的雇佣不安就越严重。中小企业研究院今年1月还公布研究结果称,全国小工商业者企业在1年内歇业的概率高达40.2%。
劳务师朴惠英表示:“由于劳动恶性循环结构,最没有技术、最不了解社会的青年受害最深。三星集团第三级外包企业中出现甲醇中毒症状的外包劳动者也全都属于青年层。这是因为从外包、派遣,更广地看到总承包企业,所有韩国劳动者的劳动权都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大企业不道德的经营层和对此默认的无能政府。”
***第三篇《量产外包青年的2016年韩国……什么必须改变?》将探讨在产业现场根深蒂固的青年非正规职雇佣问题的替代方案。
/郑秀贤 李宗浩记者 金仁京实习记者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