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6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选手消失了——奥地利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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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股价暴跌→保护主义强化→国际金融领导力缺位→政治反目→国家间互不信任加深、协作体系崩塌→金融危机扩散→贸易规模骤减→全球性大萧条。这就是撕裂了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的恶化过程。一言以蔽之,是恶性循环。确认其第三阶段——国际金融领导力缺位——的事件,发生在1931年6月16日。奥地利金融危机暴露出,已经没有“灭火的消防员”了。

奥地利危机的核心是银行不良资产,起源于维也纳信贷银行(Credit-Anstait)。这家银行依照政府的大型化政策不断合并,一度成为中欧最大银行的巨兽。它占据了奥地利全部贷款的70%,但因两个原因面临挤兑。第一,累积的不良规模远超预期这一事实被揭开,原因在于合并过程中承接了不良资产。

利空引发存款挤兑,5月中旬该信贷银行最终违约。为实现正常化所需资金为2100万美元。奥地利政府向国际联盟韩国金融委员会伸手求援。11个国家紧急提供了1400万美元,但规模偏小且支援时机延迟,提取存款的要求更加汹涌。即便这笔资金也很快见底,奥地利又开始筹措2000万美元。

正是在这一时点,危机的第二个因素爆发。法国提出,提供新贷款的条件是废除两个月前签订的德奥关税同盟。对日耳曼民族联合可能性高度警惕的法国提出该要求,拒绝这一要求的奥地利内阁随即倒台。

新政府转而依靠一直自诩为国际金融解决者的英国。英国“像是在讥讽混淆金融与政治的法国”那样,单独提供了贷款。*

问题在于1931年6月16日提供的贷款金额与期限。英国提供贷款的消息令各国经济政策当局大为震惊,因为金额仅700万美元,期限也仅限一周。被视为“国际金融最后贷款人”的英国和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出现裂痕。法国对英国的不配合感到愤怒,抛售持有的英镑买入黄金。认为再无可依靠之处的认知蔓延,各国各自为政。

从一开始给国际经济合作泼冷水的主角另有其人。赫伯特·胡佛总统治下的美国即是如此。在英国对奥地利单独贷款的一年前(1930年6月17日),美国使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生效,对国际贸易造成决定性打击。该法对2万多种进口工业品征收平均59%、最高达400%的高关税,引发了关税战。超越保护贸易、演变为报复性贸易的国际贸易,仅三年便降至三分之一水平。**

大萧条之后世界贸易规模走势。犹如蜘蛛倒着结网,一路缩小。资料来源:查尔斯·金德尔伯格Jieum,朴明燮译《大萧条的世界》第218页。(转引自国际联盟资料)

在给国际贸易致命一击的美国关税法出台一年之后,奥地利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各国金融体系。对单独贷款不满的法国买入英镑,加之受国内景气与贸易萎缩困扰,英国在100余天后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抛弃金本位制后的六年间,45个国家相继跟随,运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一个也不剩。

奥地利危机一年后(1932年6月16日),主张更根本地解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洛桑举行。核心议题是减轻德国的战争赔款以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英国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一战战胜国及战败国德国,在为期23天的会议上达成一致。一战结束后被定为1320亿金马克、经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格计划(Young Plan)减至1210亿帝国马克(名义纸币)的德国战争赔款,在《洛桑议定书》中被商定减至总额30亿马克。

不仅现金赔款,连煤炭、木材等实物乃至设备都锲而不舍地搜刮的欧洲各国,对德国大发善心的真正原因另有所在:对美国的迂回施压。既然减免了德国的赔款,那么欧洲各国对美国所欠的119亿美元战争债务也应大幅减轻——这才是《洛桑议定书》的真正目的。要让《洛桑议定书》生效,美国的让步不可或缺,但战胜国们持乐观态度。

毕竟美国胡佛总统出于对世界经济同步衰退的考虑,已宣布将协约国对美战争债务延期一年的胡佛缓债宣言。各国因此判断追加削减债务是可能的。期待落空。美国不仅不豁免,连削减的讨论都不予回应。最终《洛桑议定书》连各国议会的批准都未获得便失效,只放大了互不信任。在不满进一步加剧的德国,希特勒的势力不断膨胀。***

洛桑会议一年多以后(1933年6月12日),也有类似努力。为打破萧条、强化合作,全球67个国家(比国际联盟鼎盛时期的63个成员国还多)聚集英国伦敦,举行世界经济会议。各国总理、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参加的世界经济会议主要处理两项议题:货币协作与撤除贸易壁垒。会上还讨论了引入国际共同货币“迪纳尔(Dinard)”,美国与英国、法国之间的货币稳定协定几乎达成。

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破局。既有各国利害复杂交织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美国搅了局。美国总统罗斯福7月初发表的“货币稳定是民间银行的问题,而非政府的问题”的咨文,打碎了三国间的货币稳定协定。罗斯福担忧美国商品若要具备国际竞争力,美元贬值必不可少,而国际协作可能成为阻碍——这一担忧使世界经济会议形同虚设。

世界经济会议失败后,时代潮流是集团化。英国接连召开英联邦经济会议,打造出“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k)”。以英联邦国家之间维持最惠国待遇为内容的集团化刺激了其他国家。美国着力经营南美,法国则努力把非洲与中东欧纳入势力范围。

帮派催生帮派的集团经济后遗症,在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战败丧失殖民地或殖民地相对较少的德国、意大利与日本,一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一面死死抓住经济集团的形成。希特勒执著于“德意志民族应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扩大生存空间”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入侵了石油与矿产资源、劳动力丰富的苏联。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所标举的“大东亚共荣圈”,同样是经济集团的变形形态。

以对全球规模萧条的独到研究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这样概括从奥地利危机到二战前夕的世界经济状况:“英国有(充当扑灭国际金融危机的消防员的)意愿,却没有实力。美国相反,具备实力,却缺乏意愿。法国没有实现稳定的力量,却有破坏的力量。”战间期,即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国际经济气象图,可概括为“各吃各的汤饭”“你死我活”。只顾自己活的利己主义,使世界大萧条这个泥潭更加深陷。累积的矛盾与不满,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了血才勉强化解。****

在如今仍难以摆脱华尔街泡沫破裂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国际贸易的萎缩动向殊不寻常。靠出口生存的韩国,也已连续数年低于“贸易额1万亿美元”。有没有办法?出路在于甘愿分担痛苦、强化国际合作、恢复相互信任。对过去那样的速度与外在规模抱有过度期待亦属禁忌。即使慢一些也要稳步前行,唯有可持续的经济才是生路。

/论说委员兼高级记者 ho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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