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加湿器杀菌剂致死事件引发"韩国也应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主张,赞成与反对的争论十分激烈。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是指企业等因故意、恶意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时,须向受害者赔偿远超民法实际损害赔偿标准金额的加重处罚制度。在野党要求引入的呼声强烈,在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第20届国会能否通过备受关注。赞成引入者主张,通过惩戒可对加害企业定罪,并有效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相反,反对方则反驳称,既没有明确数据证明能够遏制企业再次违法的可能性,还可能动摇以实际损害赔偿为原则的民事法体系。现刊载双方观点。
有人建议,毒品蔓延可怕,应写入教科书让青少年了解其危害。也有人说,数十万在互联网上非法下载漫画的中学生面临成为有前科者的处境,应该教授著作权法。于是,又出现了把游戏节制、家庭暴力预防与公共道德、基本秩序、金融教育、肥胖预防,甚至悬挂太极旗的方法都写进教科书的说法。照此下去,教科书即使一万页也不够。这种难以看到尽头的非理性状况,最近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引入论中同样出现。以产品损害、不公平交易、垄断与寡头、投资者损失、个人信息侵害严重为由开始,又以劳动者受害、大企业横行霸道、男女歧视得不到根除、性暴力或性骚扰蔓延,以及食品、保健、环境直接关系生命等各种理由,接连出现应以惩罚性赔偿加以治理的说法。此前已有针对工伤、残疾人歧视、电子商务、上门推销、类似吸收存款等方面的建议。我们社会需要守护的宝贵价值很多。但不可能全都用高额赔偿的方式来守护。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争夺优先顺序,最终会演变为社会矛盾。笔者并非说惩罚性损害赔偿毫无益处。只是基于以下理由,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而且是慎重地考虑引入。
首先,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效果存疑。赞成引入者自信地列举国外的立法案例。然而该制度并未在世界上广泛普及。赞成引入者应当诚实地说明,该制度对过去行为的惩戒效果如何,对今后再犯可能性的遏制程度如何,简而言之,引入该制度后那个社会究竟改善了多少。必须有法经济学或实证数据。不仅各国内容千差万别,还应关注另一方面限制该制度的立法动向。
第二,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会带来法律体系的混乱。是制定单行法律,还是插入民法等适当之处,也不明确。它会立即动摇以实际损害赔偿为原则的民事法体系。搭个人损害赔偿诉讼之便来实现国家刑罚权的目标,也令人质疑。如果这属于罚金或罚款之类的刑事罚,那么赔偿金就不应归个人,而应归入国库。即便是滞纳金、罚款、履行强制金之类的行政制裁,道理也一样。国家有必要把重点放在整个社会的安全上,而非对个人过去行为的惩戒。
第三,是目标与手段的正当性。"问题得不到根除,所以只能如此"的主张容易说服人。然而细致的制度设计却被置于其次。包括转包交易公平化法以及合同工法、信用信息法中引入的、最高赔偿损害3倍的3倍损害赔偿,本意是补贴诉讼费用,实际上更接近实际损害赔偿。远远地看一眼国外制度就当作万能宝剑来说事是危险的。实际上在美国多个州,该制度正被改造或缩减。违反禁止过度罚金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第8条、规定正当程序的第14条的违宪争议也不断。法国推迟了类似制度的引入。在我国宪法上,也可能引发违反过度禁止原则、比例原则的争议。
第四,社会成本巨大。缘木求鱼式的复杂立法目的、在没有细化标准的情况下须核定赔偿额的司法机关审判负担、因双重支付或代位责任等产生的企业或团体责任等,都会增加成本。当该制度与集体诉讼或陪审制结合时,还令人担忧诉讼社会的弊害。曾有立法提议要求此类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必须委任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在我们社会,即便是错误的立法,法律也很少立即被废止或修改。反而是掩盖其错误、为提出法案的政府部门或议员的面子而勉强存续的法律不胜其数。
第五,"只在有限领域允许"的说法也不可轻易出口。"限制性允许"一词看起来非常慎重、有自制力。然而越是错误的立法,传染力越强。特别是对引起社会关注的主题,会以有"先例"为由,让例外变身为原则。
笔者怀疑转包交易公平化法的3倍损害赔偿制度是否属于惩罚性损害赔偿。但既然引入已过5年,现在就先分析一下其效果吧。并且严格执行实际损害赔偿。比扩大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讨论,切实执行更为优先。加害者敢于并反复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相信并非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带来责任的不完全执行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