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南站杀人事件发生后,媒体与网络上充斥着厌女、随机杀人等词汇。尤其在嫌疑人有精神分裂症病史被披露后,将该事件与嫌疑人精神健康问题相联系的视角似乎占据主流。嫌疑人的精神疾病是否是犯罪的直接原因,日后将通过调查查明,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精神疾病管理体系。
我国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精神健康问题的国民约达25%,但在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使用精神健康服务的国民仅约15.3%。与美国39.2%、澳大利亚34.9%、新西兰38.9%相比明显偏低。也就是说,我国国民即便存在精神健康问题,也很少前往精神医疗机构。不愿前往精神医疗机构,也与一旦使用精神医疗机构的事实被暴露就要承受种种不利的社会氛围有关。
这成为助推精神疾病重症化、慢性化的直接因素。结果,目前我国约有50万名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其中28万人反复在精神医疗机构入院与出院。这意味着未认真接受治疗的患者很多,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很多,进而意味着针对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整体管理体系薄弱。
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此次事件可能加剧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许多人出于自己也可能成为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潜在受害者的恐惧,或许首先想到的是强制入院或隔离。
然而,尽管围绕精神疾病与犯罪的相关性已有大量研究,却难以找到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比一般人更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证据。不可否认的是,比起精神疾病本身,因其在社会中经历的失业、经济窘困、离婚、人际关系崩塌、矛盾与争执等成为压力因素,并可能引发暴力等犯罪。
从这一点看,仅靠精神医疗机构入院进行隔离并非万全之策。虽然也有需要住院治疗与观察的情形,但首要的是营造让重症、慢性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作为社区成员正常生活的环境。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将精神健康服务供给的重心从机构收容转向去机构化与社区精神卫生的过程中获得的教训。
目前我国作为公共部门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供给网络,设置并运营精神健康促进中心。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事业是精神健康促进中心的核心事业之一,为此开展精神健康咨询与教育、症状管理、服药指导、个案管理、日常生活及社会技能训练、日间康复项目等多样化项目。有必要以该中心为核心,激活在美国开发并已在我国部分引入的“积极性社区治疗(ACT·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项目。若不是通过多学科服务整合提供的高强度集中个案管理,就无法对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细致管理。然而,尽管部分精神健康促进中心已开发并实施ACT项目,但基层中心仅有两三名负责重症精神疾病管理事业的人员和有限的预算,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有实效的项目运营。东远集团 必须随之进行可行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符合地区特点的项目开发以及事业预算扩充。
此外,不仅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或项目,家庭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家庭不仅是把患者与服务供给网络连接起来的桥梁,也是为患者提供日常认真服药支持以及对话、运动、休闲活动支持的宝贵支持资源。在核心家庭化导致无法期待家人或亲属支持的情况下,需要公共部门出面为其确保替代资源的支援。
李相英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