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30 | 김영필 기자

[政治干扰经济不能再继续] 过度介入结构调整…越界的“政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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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近期出现重工业增资的话题,三星集团就颇为为难。原因在于,对以政界为中心、由债权团流出的大股东责任论,无话可说。表面上以“去问Samsung Heavy Industries”来含糊回应,但内心的想法是:不良资产尚未成为现实,能作出什么表态或行动呢?现代重工业的情况也类似,现代重工业对大股东增资同样尚无单独立场。

财界认为,仅就造船三家公司的结构调整而言,政界介入过度。公司出现亏损后,经过研究,通过资产重估或有偿增资等步骤承担责任即可,但现在政界却抢先一步,强硬施压称“责任在经营层,尤其在所有者身上”。某经济团体一位高层人士指出:“进入结构调整局面后,政界对企业结构调整表现出过分关心”,“似乎过度介入企业经营”。

有分析认为,这是考虑到明年总统选举而着眼于拉票。

实际上,在野党对结构调整高度关注。由于事关就业和地区经济,政界的关心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把干预企业经营视为当然,并加以政治利用。而且在背后又为赢得地方民心而催促企业投资。

可谓高段位的“政治经营”。

23日,共同民主党紧急对策委员会代表金钟仁访问巨济时表示:“对于大型国营企业或像大宇造船海洋那样雇用1万人以上的企业,应建立让劳动者能够监督经营的制度性装置。”财界人士一致认为,企业经营本应由受股东委托的董事会以及董事会选出的代表理事来进行,而此言在一定程度上看似否定这一点。业界人士称:“虽然出发点是经营层也需要制衡,但对企业所有者而言是有压力的发言”,“若未投入公共资金,首先有必要交给市场和企业。”

这种情形随处可见。

尽管情况有所不同,首尔市长朴元淳将在首尔市下属15家公共机构引入劳动者董事制。其意图是希望与工会“协同治理”,但不少批评指出这反而可能让公共机构经营偏离方向。即便考虑到公共机构的特性,也属过度之举。工会强势的企业有可能以首尔市的案例为样本,要求引入劳动者董事制。

政界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举动也不少。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在4·13大选国会选举时,提出了强化韩国国民年金等公共年金基金独立性及表决权行使、限制公益法人所持关联公司持股的表决权、禁止在分立或分立合并时向自家股票分配分立新股等竞选承诺。共同民主党与国民之党还承诺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并放宽现行代表诉讼制的要件。考虑到朝小野大的格局,这些都是可能与提高法人税一并强推的事项。财界一位高层人士评价称:“最终在总统选举前,会再度提出可能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议题”,“他们认为既能施压企业又能获得选票,但这会对国内景气复苏产生不良影响。”

对企业的施压日后也会成为换取地区投资的“牌”。共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时,还曾不顾三星集团的意愿,单方面宣布要把Samsung Electronics的车载电子业务引入光州广域市。/金英弼记者 sus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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