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于韩国经济正在进入低增长、低物价、低就业等类似日本失去的20年那样的结构性长期萧条时代,担忧声占据主流。与此同时,造船、海运、钢铁等此前引领增长和就业的主力产业因严重经营困难成为结构调整对象,大规模失业已近在眼前。虽然全球经济衰退和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被列为经营恶化原因,但客观评价是,这些产业早已在中国等后来者的追赶下逐渐丧失竞争力。蔚山、巨济等据点地区的经济也有明显迹象显示已缓慢走上下行之路。
尽管如此,直到不得不动用国民税金接受救助融资,一直安于维持现状式经营的经营层,以及只坚持自身就业稳定和工资上涨的自私工会,双方都难以免受社会谴责。同时,在产业和就业政策层面未能以长期蓝图妥善实施管理监督的政策当局者,其责任也可谓同样重大。需要明确查清责任归属,并对所需结构调整成本进行准确核算。
“无论怎么给枯树浇水都不会复活,政府相关人士直到科库姆斯(船坞)倒闭后才领悟到这一点。”这是关于丧失竞争力而衰落的瑞典造船城市马尔默的故事。如今它已华丽重生为汇聚193个国家、10万人的欧洲四大创业创新城市,但若没有彻底的自我反省和地区劳资政主体刻骨铭心的合作,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
在此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彻底的自我诊断,并就反复失败的原因展开公共讨论。竞争力削弱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在日渐消亡的竞争力中仍深深扎下既得利益之根的是哪些势力,让这种既得利益得以维持而被放任的治理结构错在哪里,结构调整后为恢复产业竞争力应如何重新配置技术和人力——对这些问题应提出深入的社会讨论和替代方案。
如今,国家产业政策必须与人力政策和就业战略一并制定、联动推进。因为特定产业的失败不仅会伤及国家竞争力,那些毫无竞争力却依靠公共支援苟延残喘的产业和企业集团最终会引发结构调整这一就业危机,并将大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这就是所谓“经常利润私有化、危机成本社会化”。在此次基干产业结构调整期,企业经营中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通过企业创造的岗位的公共性意识,应在劳资双方心中沉重扎根。因为企业集团的道德风险不仅会因丧失竞争力最终危害自身,也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
重厚长大型制造业、以出口为中心、依赖大企业的增长战略如今已走到尽头,创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增长动能以及支撑它的创造性技术革新已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此次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止于对特定企业或集团的救助融资,而必须在国家层面带着未来产业竞争力和人力政策蓝图推进的原因。最迫切的是,在低增长格局持续和结构调整进行期间,加强应对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制定应对就业危机的国家战略。
在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革新耀眼时代,德国等领先国家正忙于以工业4.0战略推进制造业革新和未来竞争力计划,而我们似乎忙于清理陈旧产业,令人担忧创造经济的未来。方河男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