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9 | 오현환 기자

[时论]海外资源开发,应从构建治理结构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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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低油价当作海外资源开发的机会、资源开发看得远的日本——便宜时投资、正从海外资源开发中撤手的政府、在海外资源开发中引入实名制吧、对不良的石油公社和矿物资源公社,解体果真是答案吗……。”近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资源开发推进体系改编方案”研究委托课题结果后,有关海外资源开发的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德勤安真提出的这份委托研究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认定三家能源公营企业是海外资源开发各种问题的根源,因而要举起鞭子。其核心是新设资源开发专门子公司以及在资源开发职能中引入民间参与等组织改编。产业部对躁动不安的三家公营企业只表态称“目前仅仅是委托报告的内容而已”。

对于政界人士牵涉的海外资源开发腐败、部分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不良化、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所谓资源价格“超级周期”结束所导致的公营企业负债剧增等问题,能够防止其再次发生或进行根本治理的具体方案却看不到。

如同2014年世越号事件后制定的灾难安全管理对策那样,在主要国家危机应对方案中必然出现的就是“治理体系构建”。我们究竟有没有海外资源开发治理体系?除了产业部和青瓦台经济首席的产业通商资源业务之外,包括16个总统所属委员会在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把能源安全当作重要课题。不知从何时起,“海外资源开发”成了禁语,从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消失,能源与资源相关研究开发(R&D)投资预算也被悄悄一点点削减,今年干脆一分新增预算都没有分配。

那么来看看与我们一样海外资源依存度高、重视资源安全的中国和日本。由国家元首挂帅的中国于2010年1月设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这是一个审议能源安全重大问题、负责能源开发与国际合作事项部门间协调职能的跨政府协议机构。该委员会与参与政府及李明博政府时期作为总统所属委员会的能源委员会颇为不同。中国通过国家能源委员会,确立了不仅审批国有石油企业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的项目,还就外交支援、经营层人事、战略联盟事务作出决策的治理体系。相当于委员长的主任由总理担任,因此像我们这样因部分政权实权人物专断而导致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不良化的情况从根本上不可能发生。

日本则把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与计划的制定全权交给天然气与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通过对五大综合商社进行资源开发事业出资或债务保证等方式开发资源,构建起治理体系。在国际油价等原材料价格下跌的直接冲击下,三井等五大综合商社2015年度资源相关损失总额高达12万亿韩元,即便如此,决定未来5年向综合商社的海外资源开发项目最多投资31万亿韩元的也是JOGMEC。2004年整合JNOC与MMAI而诞生的JOGMEC,乍看与把我们的石油公社、燃气公社、矿物资源公社整合起来的组织相似。但我们的战略和计划由产业部制定,部门间协调系统却并不完善,而各公社则直接从事开发。

我们究竟有没有跨政府的海外资源开发治理体系?一直有人指出,政府缺乏综合性的海外资源开发政策制定与协调,正是当下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有意见指出,不应像现在这样仅由产业部制定海外资源开发基本计划及政策,而是需要如中国治理体系构建的例子那样,构建韩国企划财政部、未来创造科学部、国务调整室等全部参与的体系。在不构建治理体系的情况下,仅对三家公营企业进行结构改编又能得到什么呢?令人担忧的是,一出问题就先动组织的我们的顽疾,是否又在这次公营企业结构改编争论中复发了。李昌宇 东亚大学能源与资源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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