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近期,民主社会为社会正义律师团公益人权辩护中心就移动通信公司等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向侦查机关提供“通信资料”的惯例提出了宪法诉愿。侦查机关无差别收集通信资料的争议不断,解决方案迟迟未见,国民的不安感反而日益加剧。难道没有兼顾治安与隐私保护的折中方案吗?通信资料提供问题由韩志伊记者为您梳理。
[记者]
“警察、检察、国家情报院正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翻看我的通信资料”
《防止恐怖主义法》通过后,市民对个人信息被无节制收集难掩不安。
因为从路过集会场所的市民,到工会、记者,人人的个人通信资料都被翻查。
针对未经用户同意的查询,公益人权辩护中心近期就提供“通信资料”的惯例提出宪法诉愿。
争议焦点是《电信事业法》第83条第3款。现行信息通信事业法允许情报、侦查机关无需令状即可索取通信资料。
电信业务经营者,即通信公司或门户网站,只要侦查机关以审判和侦查为目的要求公开信息,就必须配合。
此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包含用户的姓名、居民登录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
最大的问题在于,侦查机关查看个人身份信息时,并无通知本人的规定。
对此,要求修改信息通信事业法、信息通信网法等法律的主张不断提出,但国会和政府层面目前尚未展开讨论。
掌握最多个人信息的韩国国内移动通信公司和门户网站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NAVER集团和Kakao所处的“增值通信业务”市场是无限竞争市场,因此它们拒绝侦查机关在无令状情况下提出的通信资料提供要求。
相反,即便交出个人信息也不担心用户流失的移动通信公司,则对通信资料的索取予以配合。
由于没有令状,通信公司或门户网站并无义务提供通信资料,但实际情况是100%回应侦查机关的要求。
侦查机关无令状从经营者处获得的通信资料,2012年约为787万件,2013年为957万件,2014年约为1296万件,逐年增加。
侦查机关查询通信资料的做法,宛如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绝对权力者“老大哥”的形象。
“老大哥”通过收集和分析个人的一切信息来维持权力。全体处于少数权力的监视之下,生活在彻底的控制之中。
正如小说的背景那样,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已成为政府可从中央轻易监视国民个人的基础设施。但个人通信资料并非为了侦查便利就可以像进出自家一样随意翻看的信息。
现在正是该严肃审视的时候:为何“我的信息恐怕被用于监视而非公益”的警惕声浪不断高涨,法律执行中是否存在蒙受冤屈的人。/Seoul Economic Daily TV 韩志伊报道。
[影像采访 许载浩 / 影像编辑 苏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