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国策研究机构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对如今陷入结构调整漩涡的造船、海运等行业发出高强度警告。报告指出,造船业中主要集团造船公司的负债比率相比其他行业急剧上升,而海运业则干脆需要先发性结构调整。该研究机构在报告发出后饱受折磨,因为企业抗议如潮:“制作这种报告的用意是什么?”一位在国策研究机构负责产业分析的研究员倾诉苦衷称:“发布对企业不利内容的报告时,必须做好挨一顿的准备”,“甚至2015年还出现过报告出版前相关信息流入企业、导致发布本身被取消的情况。”
对研究机构的批评声过敏的还有政府。B国策研究所相关人士抱怨称:“去年初发布了一份大意为‘金融当局的结构调整力度不足’的报告,结果(被政府)狠狠训了一顿”,“毕竟作为靠政府委托项目生存的国策机构,(研究)难免萎缩。”
我国经济的“危机预警系统”正从根基上动摇。2012~2013年不时有报告指出重厚长大产业需要结构改革,但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急于反驳或掩盖。对从事产业分析、政策咨询的研究机构等施加不当压力如同家常便饭。与向企业收取手续费的信用评级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不同,研究机构看似能以更自由的立场坚持客观视角,实情却并非如此。
C国策研究机构研究委员表示:“随着产业体量扩大、范式变化,对智库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但并未得到妥善利用”,“能弥补企业经营与战略失败的社会检查系统正在变得脆弱。”
与政府想法不同就被当作“抗命”……无法鸣叫的“矿井中的金丝雀”
报告出版前信息外泄……发布本身被取消
国策研究机构与政府的旋转门人事也是阻断“批评声”的原因
担任“结构调整前哨”的国策研究机构强化独立性成当务之急
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问题与解法,却沉浸在遮遮掩掩的气氛中。对于脆弱行业的全球供给过剩问题,政府数年前就已察觉其严重性。事实上,政府在2012年就钢铁领域相关主题发出了委托研究。当时承接该项目的延世大学教授闵东俊主张:“以2012年为基准,韩中日东北亚三国的设备过剩规模达2.7亿吨,供给过剩现象长期化的可能性很高”,“利润率承压已成现实,应强化化解供给过剩的东北亚网络,并紧急推进国内行业高度化。”
但钢铁产业的现实几乎没有变化。只有Dongbu Steel等自前年年底起因债权团要求而停开电炉这样的微观变化。也就是说,政府虽察觉到危机信号,却在采取必要行动上犹豫不决。建国大学特任教授吴正根表示:“执着于短期业绩的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以及只反复强调没有结构调整执行手段的政府,都难以回避责任”,“(研究所)能对如今风光的企业说批评的话,而受到批评的一方也能自我省视,良性循环结构才能确立。”
国策研究机构与政府之间旋转门人事泛滥,也被视为侵害报告独立性的一个因素。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金融研究院等大量安置了来自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金融委员会等经济部门的官员,形成了难以向政府直言的结构。例如,国策研究机构只要在经济景气或产业展望等方面表现出与政府略有不同的视角,就会立刻被解读为“抗命”。
令人担忧的是,研究机构等越来越难以承担“矿井中的金丝雀”角色。有指摘称,眼下信息量就严重不足。一位国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反问:“外汇危机后企业的信息垄断增强,而数据收集和公开相关制度的完善却迟缓,研究所可利用的信息只有财务报表和供需分析信息”,“在信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早期预警谈何容易?”研究人力空缺也正成为现实。仅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就从外汇危机时的250余人减至220余人。近来补充人员也在减少,老龄化问题同样令人头疼。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恒九指出:“今后造船、海运结构调整预计将投入10万亿韩元以上公共资金,如果更早关注警告信号,国民血汗钱的投入本会减少”,“近几年中国实现质的增长,结构调整需求看来将常态化,因此必须补齐不足之处。”/世宗=李相勋、朴弘容、李泰奎记者 shle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