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旭 延世大学环境公害研究所副所长 被视为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重要危险因素的细颗粒物,是由多种成分复杂构成、悬浮于大气中的物质。它与氮氧化物、臭氧并列为三大大气有害物质,而其中作为致癌物最应警惕。这类细颗粒物也会自然产生,但近来备受关注的超细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尾气、产业设施的燃烧和焚烧等。细颗粒物对人体的影响因颗粒大小、表面积和化学组成而异。根据京畿开发研究院的研究结果,仅在首都圈,每年约有2万人因细颗粒物而早于预期寿命死亡,肺部疾病患者达80万人,相应的社会成本约为12万3000亿韩元。此外,我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国外。但尽管国民高度关注,国家层面的污染源管理却未能形成有实效的政策,细颗粒物污染程度仍呈上升趋势。
2013年有关来自中国的细颗粒物的媒体报道之后,国民关注多集中于健康危害,最近则集中关注国内产生的细颗粒物或超细颗粒物的成因。过去几乎只有学界在呼吁的污染源管理,如今市民团体及众多国民也参与进来,共同讨论原因查明与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的细颗粒物贡献率估计为30~50%,其余原因据报告为国内产生的汽车尾气、产业设施燃烧、焚烧等。因此,政策管理方向的重点可以说应优先放在污染源管理上。
根据京畿开发研究院的资料,首都圈内细颗粒物排放量占比中,首尔市汽车超过60%。仁川略低,但因船舶等较多,汽车排放占比看起来偏低,而城区内细颗粒物的主要原因仍主要是汽车尾气。虽然通过首都圈大气环境特别法进行了部分管理,但对汽车排放所属运输部门的管理仍较为不足。随着发动机燃烧效率提高,汽车排放的细颗粒物发生量确有改善,但另一方面,粒径更小的超细颗粒反而随发动机效率提升而有增加趋势,成为细颗粒物管理最大的难题。
政府扩大LNG、LPG、CNG等燃料供应,并实施了强化汽车尾气管制、排放气体管理及燃料品质改善等诸多政策,但源自汽车的细颗粒物并未轻易减少。可以判断,细颗粒物增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局限。此外,政策方向曾设定为有利于购买柴油车,而排放细颗粒物最多的柴油车被归类为环保汽车等政策问题,必须予以修正。当初因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5~30%、价格低于汽油,且分析认为技术上可同时减少细颗粒物与氮氧化物而推出的绿色柴油支援政策,也应重新审视。因为事实表明,同时减少细颗粒物与氮氧化物在技术上并不可行。
目前,即便在柴油车的故乡欧洲,也在大力推进限制柴油车的努力。法国推行禁止柴油车使用高速公路的政策,并对以其他车辆替换柴油车者发放补贴。德国同样试图限制欧6标准之前的老旧柴油车通行,荷兰已着手制定自2025年起禁止销售内燃机新车的法案。欧洲之外,印度也引入了对进入市区的卡车征收约为原通行税两倍的绿色税制度,并禁止运行10年以上的老旧卡车进入德里市区,对私人车辆实行单双号限行制度。
我国政府同样应提出与柴油车相关的直接且有实效的对策。以往那种推卸责任式的对策,不仅会失去国民信任,还只会消耗不必要的细颗粒物管理预算。同时,汽车制造商应在提高细颗粒物等污染物去除效率上投入更多努力,而非设计与内饰。汽车尾气是致癌物。它直接对人体产生致命影响,尤其考虑到对易感群体(儿童、老弱者、孕妇以及呼吸系统或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影响,这并非可以轻易决定和判断的事情。因此,政府应明确揭示汽车尾气的健康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引导汽车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在将不断增加的汽车所排放细颗粒物等造成的健康危害降至最低的同时,与汽车共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