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3日,因发热等呼吸道疾病症状而被怀疑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阿联酋籍A某(22岁),无视医护人员的隔离建议,擅自离开了首尔一家大型医院。A某与同行人员一起返回住处,而卫生当局采取隔离措施竟花了整整8个小时。将A某列为疑似患者的医院随即向疾病管理本部紧急状况室(EOC)报告,EOC要求当地保健所进行初期应对,但当时被调去负责选举日投票所管理工作的职员赶到现场时,A某早已离开医院。
#3月21日被确诊为韩国首例寨卡(Zika)病毒感染者的B某(43岁),出现发热症状后前往全罗南道光阳一家医院就诊的时间,是在此前3天的18日。尽管患者说明自己去过寨卡疫情发生国巴西,该医院当天仍未向卫生当局报告。21日因出现皮疹等additional症状再次就诊时才完成报告,B某当天经基因检测被确认为寨卡确诊者。上月出现的韩国第二例寨卡患者C某(20岁),同样因首次就诊医院漏报、保健所周末休息等原因,直到确诊竟耗时整整一周。
20日,距韩国出现首例MERS患者已满一年。MERS事件直至最后一名感染者于去年11月25日不幸离世,前后长达190天,给整个韩国留下创伤。186名患者艰难抗病,韩国背上了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的恶名,感染者中38人失去了宝贵生命。社会及经济损失据估算高达30万亿韩元。由初期应对失败、防疫体系疏漏等造成的这场人为灾难,使国家防疫体系于去年9月被推上手术台。
改编后的防疫体系,时隔8个月至今仍未顺畅运转。负责24小时受理传染病报告、收集信息、即时指挥控制的EOC已设于疾病管理本部内,医疗机构也可通过药品处方调剂支援系统(DUR)查询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海外旅行史,防疫体系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日趋完备,但在运营层面仍存在漏洞,这是现实。
实际上,在A某的案例中,医疗机构报告、EOC受理、保健所现场出动的机制在末端并不顺畅。有观点指出,不少保健所职员在地方政府事务繁忙时被调去承担那些工作,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就B某而言,其从寨卡疫情发生国巴西回国后首次就诊时,DUR未及时更新,未能提示B某曾赴巴西。C某的情况同样不是由DUR告知其曾前往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属于寨卡零星发生国家,当时并不在可通过DUR查到的疑似患者访问国家范围内。可以说第一颗扣子就扣错了。若更深入观察,防疫体系基础设施同样前路漫漫。基础设施的核心是专业人力与设施。卫生当局在9月公布防疫体系改编方案时表示,将把当时仅有正式职员2人、公共保健医生32人共计34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流行病学调查官人数,在今年初之前增至89人,但目标尚未填满。中央目标30人,其中25人已招录,5人正在办理招聘程序。但地方自治团体中未招满编制的不少。据称大致只确保了目标人力的一半左右。
可隔离治疗传染病患者的负压隔离病床扩充进展缓慢。去年的改编方案曾包含将当时396张负压隔离病床在2020年前增至1434张的内容。但医疗一线已出现抱怨之声。
某大型医院相关人士表示:“按政府指南建造负压病床,少则需1亿韩元,多则需4亿韩元,维护费用也不轻。”“负压病床使用率低,对医院而言损失难免很大。”
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应对能力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韩国保健福祉部计划通过健康保险收费标准改编等方式,最早从今年下半年起,向在感染管理方面走在前列的医院支付感染及预防管理费等激励措施。
此外,MERS事件后显著变化的一点是信息公开变得十分迅速。与MERS时期不同,卫生当局对寨卡确诊者到访过的医院名称等立即予以公开。也有观点指出,过度公开主义或许会造成医疗机构不必要的损失。
专家认为,培养具备专业性的人才、强化指挥中枢地位、政府对负压病床建设的支援等,是根本性对策。翰林大学江南圣心医院感染内科教授李载甲表示:“以2年合同制招聘流行病学调查官,在专业人力培养方面存在问题。”“需要着眼5至10年后、能够培养专家的长期人力培育政策。”他接着指出:“应给受挫的疾病管理本部更多支持。”“民营医院在没有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建设负压病房并不容易,这是现实。”/宋大雄·林志勋记者 jhli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