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市着手推行由1~2名劳动者代表出任公共机构董事会董事的“劳动者董事制”,引发争议。
首尔市计划在首尔地铁等15家公社、公团及出资机构引入该制度,使劳动者代表可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事业计划、预算、章程修订、财产处分等重要事项行使表决权。该市计划本月内对劳动者董事制条例草案进行立法预告,8月前经听证会等程序,最快在10月左右实施。赞成方主张,劳动者董事制可大幅降低社会冲突成本,反而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反对方则反驳称,劳动者董事制不仅损害宪法保障的经营权,还会因决策迟延对经营造成不良影响,若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引入,可能引发混乱。现刊载双方观点。
根据商工会议所近期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从事出口主力产业的企业中,每10家有8家已进入衰退期或停滞期。这意味着当前进行的造船、海运产业结构调整只是开端。尽管如此,政府的应对仍未摆脱“打补丁式”处方。照此下去,当前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反而会以更大的未来问题回归。不良资产问题既是个别企业或产业的问题,但更根本上是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范式问题。企业经营被交由总裁(所有者)独断专行,本应监督不良经营的政府机构反而放任所有者的道德风险,与其利害一致,这种“政经一致”的态势在韩国经济中蔓延。要求将只有权限而无责任的现行范式转换为新范式的呼声并非始于今日,但如今已无法再拖延。
这一新范式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正是劳动者参与经营制度。因为它不仅完全契合协同治理、合作共生的时代精神,尤其在危机局面下能发挥强大力量。
迫切需要让包括非正规职在内的劳动者代表参与当前进行的结构调整,并以此为构建新范式的契机,但韩国社会中源于对劳动者参与经营的误解而产生的反对声仍不容小觑。最严重的误解是根植于对工会不信任的“劳动者参与经营=损害经营效率”这一主张。这是把长期与雇主处于冲突关系的韩国工会形象,原封不动投射到将参与经营的未来工会身上的矛盾主张,也是暗中把顺从经营层的劳动者设定为理想形象的前现代思维。冲突的替代方案是合作,而非顺从。劳动者参与经营普及后,初期难免出现试错,但与雇主一样,工会也不得不发生改变。认为劳动者参与经营会延迟决策的主张也是片面的。作出决策前可能耗费更长时间,但能预防劳动者对经营层单方面决策的反抗,且决策付诸实施时能获得强大推动力,因此反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劳动者参与经营带来的冲突预防效果,已由实施该制度的发达国家罢工天数更少这一事实所印证。
对劳动者参与经营的另一种反驳是,该制度发源地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劳动者董事制)正在衰退。这是严重的事实扭曲。雇主方至今对共同决定制仍有不满是事实,但1979年3月联邦韩国宪法法院认定共同决定制是“以社会正当性补充经济正当性的制度”并作出合宪判决之后,便再未能提出正式异议。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共同决定制30周年纪念活动上评价该制度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就。德国政府委任的比登科普夫委员会在2006年报告称,对共同决定制经济成效的评价虽有分歧,但正面评价呈增加趋势。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萧条局面中仍创造出20万个岗位,被美国进步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就业奇迹”,其背后也是劳资双方关于缩短工时的协议。在德国,不仅改革派的社民党,保守的基民党也认同共同决定制是德国竞争优势的原动力。对于共同决定制是社会市场经济构成要素这一点,存在牢固的社会共识。
还有人误解劳动者参与经营违反韩国的经济宪法。这是把将韩国经济秩序规定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宪法第119条错误解读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误解。市场经济可分为英美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欧洲大陆型的社会市场经济。宪法第119条第1款是关于市场经济一般的条款,第2款则是关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第123条关于农渔民与中小企业的保护与培育、第124条关于消费者保护等,都是反映保护经济弱者的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的条款。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劳资的社会伙伴关系,而具体实现这一原理的装置正是共同决定制。与其勉强要求劳动者具备主人意识,把他们确立为经营伙伴、共同的主人要有效得多。为实现宪法第119条第2款明示的“通过经济主体间的协调实现经济民主化”,劳动者参与经营是陷入危机的韩国经济的时代要求,也是宪法赋予的使命。
金浩均 明知大学经营信息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