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8 | 안재후 기자

甜中带苦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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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5年里,巨型巧克力制造商一直承诺终结业内的童工现象。为此还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然而据最近的估算,仍有210万名西非儿童从事危险且体力繁重的可可种植劳动。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一名少年在科特迪瓦搬运刚刚采收的可可果篮。可可采收期主要在10月至12月之间。一名手持马切特刀的少年正盯着笔者一行。我们坐在SUV里,停在一条粗糙的红土路中央。

这里距科特迪瓦(Ivory Coast)东部城市阿邦古鲁(Abengourou)约16公里。时间刚过周六上午8点。晨雾尚未散去,朦朦水汽悬挂在周边田野上。为了见附近一个叫阿波伊索(Appoisso)的村庄的几位农民,我们在颠簸的路上缓慢前行,途中为拍摄风景短暂停车。不知不觉那名少年已走到笔者一行身边。他似乎同时透着好奇与警惕。

我们一拥而上想见见这名少年。翻译用法语问他名字。少年回答“易卜拉希姆·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e)”。年龄呢?“十五岁。”

易卜拉希姆穿着破洞牛仔裤和一件磨旧的宝蓝色切尔西足球队球衣——球队赞助商三星集团的名字以大号白字印在胸前。脚上是这一带西非随处可见的鲜艳塑料凉鞋。一把脏兮兮的刀随意地贴在左臀边提着。

少年身后有一块与儿童权利相关的告示牌,似是科特迪瓦政府作为农民教育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设立的。法语中表示“不”的“non”以红色大字写着。紧接着是一句法语“童工最恶劣的形式”。正下方画着一个小男孩扛着装满可可果的巨大袋子的图画,图上打着大大的“X”。下方还有另一句话:“属于孩子的地方是学校。”

易卜拉希姆说自己出生在马里(Mali)。年幼时——他记不清究竟几岁——随父亲迁到科特迪瓦,此后一直在可可农场干活。他上学吗?易卜拉希姆摇头说“从没上过学”。被问到活儿是否辛苦时,少年谨慎地说“是的,真的很辛苦”。

我们交谈期间,手里拿着同样马切特刀的更小的男孩们成排走向农场,从我们身边经过。易卜拉希姆的目光追着他们。他说过几分钟就要走,随后松松地晃着手中的马切特刀,跟着其他男孩走了。

在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巧克力行业里,易卜拉希姆的故事提醒着一个严峻的问题。过去15年业界一再宣称要自我改善,却收效不大,最近几年这一问题又重新变得严重。

西非可可农业中的童工问题成为争议,大约始于世纪之交。当时多篇调查报道讲述了为种可可而被带到科特迪瓦的孩子,舆论关注集中于此。孩子多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等前法国殖民地。他们被当作奴隶对待。在BBC播出的纪录片中,制作方采访了科特迪瓦的小男孩们,男孩们作证说自己被迫长时间无偿劳动,并遭到殴打。一名说自己在可可农场干了5年的男孩被问到“你怎么看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享用巧克力的人”时说:“他们在享受我痛苦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在吃我的肉。”

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深感震惊。给孩子当零食的奇巧(Kit Kat)巧克力棒和M&M's,可能是被剥夺了童年的非洲少年少女制造出来的,这一事实难以接受。许多人把自己的罪恶感转化为对好时(Hershey)、玛氏(Mars)、雀巢(Nestle)、吉百利(Cadbury)等企业的愤怒。

跨国巧克力企业严重依赖西非。全球七成以上的可可产自该地区,科特迪瓦与加纳(Ghana)承担了供应量的大部分。两国产量合计达全球产量的60%。据世界银行,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730亿美元,这远远不及雀巢2015年的营收1000亿美元。但没有这两个国家,世界巧克力产业就会陷入大混乱。去年仅科特迪瓦就出口了近180万公吨可可,相当于全球产量的五分之二。随着中国、印度等地拥有可支配收入的消费者增多,巧克力需求也在增加。2015年在多数原材料价格下跌之际,可可价格却暴涨13%。另一方面,两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仍远低于全球贫困线。

有关童工的媒体报道引起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他们向业界施压要求解决问题。前Aio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与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埃利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向巨型巧克力制造商施压,要求它们同意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第182号公约,在2005年7月1日前根除恶劣形式的童工。此后,哈金—恩格尔协议的目标履行截止期被推迟到2008年,又推到2010年,并一再延期。目前业界正努力兑现2010年作出的“到2020年在科特迪瓦和加纳减少童工”的承诺。

关于他们最令人震惊的故事,多年来一直聚焦于违背自身意志被强行扣留并遭虐待的少年少女的童工实况。但与易卜拉希姆情况类似的故事更为普遍。数十万名儿童被亲生家庭动员从事无偿劳动,常常被要求用马切特刀采收,或搬运约45公斤重的果袋等危险作业。多数情况下,上学连想都不敢想。

哈金—恩格尔协议出台后,业界多年来开展了多项活动,但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几年才完成的。事实上所有知名巧克力企业都启动或扩大了自身的可持续性项目,试图通过改善众多农场环境来打破童工问题——包括雀巢的可可计划(Cocoa Plan)、亿滋(Mondelez)的可可生活(Cocoa Life)、好时的21世纪计划(21st-Century Plan)等。此外,规模最大的10家巧克力制造商还通过巧克力行业协会世界可可基金会(World Cocoa Foundation),从2014年起雄心勃勃地启动了名为可可行动(Cocoa Action)的项目。该计划投入资金超过5亿美元,目标是向科特迪瓦和加纳的30万名农民提供帮助提高生产率的培训项目。他们认为农民享有更健康的经济,就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人气满满的可可:随着全球对巧克力的需求持续增长,产量也在增加。全球七成以上的可可由非洲供应。全部作物的60%只在两个国家种植,就是科特迪瓦和加纳。这种原材料的价格近几年上涨,但西非农民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

然而遗憾的是,改善进展缓慢。按某些标准看,近几年问题实际上还更严重了。图兰大学的“佩森国际开发中心(Pay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去年7月发布了关于2013~2014年种植季科特迪瓦和加纳童工状况的综合研究调查结果。研究经费由美国劳工部作为哈金—恩格尔协议后续事业的一部分提供。图兰大学5年前进行的研究调查也成为基础。

结果如何?并不是巧克力业界或科特迪瓦、加纳政府希望看到的内容。图兰大学发现,科特迪瓦和加纳共有210万名儿童被动员从事不当童工劳动。与5年前调查的175万名相比增加了21%。其中96%的儿童从事了“危险作业”。就被报告暴露于“危险作业”的儿童比例而言,加纳下降了6%,但科特迪瓦却猛增了46%。

随之而来的是批评。出现了多个宣称儿童奴役正呈上升趋势的头条。9月,三名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通过同一家律所对好时、玛氏、雀巢提起集体诉讼。他们强调:“如果知道糖果被童工所污染,就不会购买那些产品。”

今年2月,美国韩国大法院决定不审查针对雀巢、可可供应商嘉吉(Cargill)以及去年退出可可业务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提起的2005年诉讼的驳回与否。这使该问题重新受到关注(该诉讼是代表三名自称被卖到科特迪瓦过着奴隶生活的匿名少年提起的)。在审判可能性进展缓慢的状况下,障碍等于消失了。

雀巢发言人表示,公司“期待下级法院的审判进程,并强烈相信法律与事实对我方有利”。嘉吉代表在发给《财富》的长篇声明中表示,公司对韩国大法院决定不重新审查诉讼感到失望,但另一方面“强烈相信该诉讼将在没有特别价值的情况下进行”。去年将自家可可和巧克力业务分别出售给奥兰(Olam)和嘉吉的ADM主张,公司相信该诉讼“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没有价值”,并称自身“拥有有力的抗辩手段,将在审判中积极为公司主张辩护”。

对于最近的加利福尼亚集体诉讼,巧克力企业似乎并未动摇。雀巢将针对自己的该诉讼一口否定为毫无价值。好时没有提及诉讼的具体内容,但表示公司“不容忍非法行为,其中也包括强迫儿童在可可农场劳动”。玛氏拒绝了《财富》的置评请求。

即便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巧克力业界仍主张实际改善正在进行。它们强调,考虑到该课题的本质,要见到效果花很长时间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可可倡议(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总部设于日内瓦的非营利组织,接受主要巧克力企业资金支持,专注解决西非地区与可可相关的童工问题——的局长尼克·韦瑟里尔(Nick Weatherill)说:“我认为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这显然是源于贫困的复杂问题,而且是来自乡村而非别处的贫困问题。如果问题源于贫困,那么其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和消除贫困一样复杂。而从大局看,众所周知,15年对于消除贫困的历程来说并不算很长。”

认为“既有值得鼓舞的理由,也有值得失望的理由”的恩格尔并不反对这一主张。他指出积极的一面是,科特迪瓦和加纳上学的儿童数量在增加(加纳学校的出席率高达96%)。但恩格尔说:“仍有许多孩子在危险环境中劳动,这一点令人遗憾。”他称业界为“好的伙伴”,总体上欢迎巧克力企业的努力,但也主张“有必要更加督促他们的努力”。就图兰大学的研究调查结果,他也表示“我得再推他们一把”。

包括雀巢、好时、亿滋在内的众多巧克力制造商,真的在为解决童工问题付出足够努力吗?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笔者去年12月访问科特迪瓦和加纳,走访了以农业为生的社区。当时正值可可采收的高峰期。我们得以目睹企业与政府对社区的投资如何能带来积极影响的案例。但同样明显的是,仍然需要许多改变。

去年12月,科特迪瓦一处农场里,孩子们和农民一起劈开可可果荚。在2013~14年种植季,接近十分之四的孩子受到擦伤或割伤。

我们还没亲眼看到马切特刀,就先听到了它的声音。在易卜拉希姆离开约20分钟后,笔者与巴卡里·科内(Bakary Kone,41岁)一起,穿过咖啡、鳄梨和大蕉树,走在通往阿波伊索外围他家可可农场的路上。那里正在紧张收获。走近可可树时,可以听到刀刃切割物体的、有节奏的打击乐般的声响。随后声音的真相显现。近50名男性围成一圈,坐在黄色、橙色、褐色的巨大可可果荚堆周围。他们熟练地挥动刀刃,刺开、劈开并掏空Kakao集团树的果实,然后把果壳往自己肩后扔去。

这些男性是依照当地习俗,来帮巴卡里·科内剥果荚,作为回报获得饭食。可可采收期一年两次。主要时期是10~12月,这期间农民通常每两周采收一次成熟果荚。第二个采收期在晚春,规模较小。农民用马切特刀把成熟果荚从树上割下。要割相对高处枝条上的果荚时,会使用带长木柄的镰刀(在加纳常把它叫做“go-to-hell”)。有些环节需要手工,难以自动化。西非可可农场没有工业用脱粒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连称得上“工业”的农场本身也不存在。科特迪瓦和加纳全境约有200万户可可种植农家,平均农场规模不超过约4万平方米。但科内的农场约48万平方米,规模大得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做剥果荚的工作。

一名戴着小卡其帽、穿紫色长袖衬衫的农民向笔者招手叫我靠近。他名叫达乌达·瓦塔拉(Daouda Ouattara),今年45岁。瓦塔拉说自己是裁缝,过去4年一直帮可可农场干活。他示意笔者坐到旁边,递来一个黄色大果荚和一把马切特刀。他笑着用法语说“现在轮到你干点活了”,然后示范如何一刀迅速劈开可可果荚。笔者试着模仿他,却毫无自信。担心刀刃会划伤手腕,只对果实犹犹豫豫地砍了几下。于是笔者的新朋友大笑起来,叫我停下。他一下站起来,拿回一根笔者可以替代使用的木棍。

马切特刀在西非乡村地区随处可见。起初,被那些手持刀状工具若无其事走动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围着,或许会有点不自在。正因为使用马切特刀在文化上已习以为常,对孩子来说,可可种植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也正是马切特刀。据图兰大学研究调查,从事可可相关作业的儿童中有71%暴露于锐利工具,在科特迪瓦有37%的儿童有过“擦伤”或“割伤”的经历。

农民们不停地在果荚堆之间移动,用从每个果荚里取出的黏稠白色种子装满木篮。把种子从壳里取出直接放进嘴里吮吸,味道类似荔枝。但要把果实变成合格的可可豆,还需要两个步骤。先把种子堆起来,通常用大蕉叶覆盖,发酵4~5天。之后移到干燥架上放置6~7天。到这时就可以包装出售了。咀嚼尝味,会有非常纯粹的无糖巧克力味道。

篮子装满后,男孩们排成队把篮子顶在头上走约70米,把它们倒在发酵用的塑料布上堆起来。这天上午气温约32摄氏度,湿度高得令人疲惫。5名10~16岁左右的男孩几乎不歇息地轮流往返于发酵用塑料布之间。一瞬间,一个穿洛杉矶湖人(Los Angeles Lakers)球衣的小男孩想把沉重的篮子举到头上时晃了一下。一名男性帮他稳住重心。

笔者问达乌达,如何确定区分大人与孩子工作的适当年龄。他说这不是农场主决定,而是干活的人自己决定。达乌达解释说:“在非洲这里,年轻健康的人要用腿。”“年纪大的人坐着干活。但卖作物的时候,坐着的人把所有收益拿走。”达乌达在自己的话被翻译转述期间,为自己的玩笑大笑起来。

达乌达把笔者带到装满种子的篮子旁,要我提起来试试。他给了我一顶帽子,笔者便把篮子举到了头上。重得足有11公斤,笔者起初也晃了一下。在这样的酷热中,沿着坑洼不平的地面走到堆种子的地方绝不是件轻松的事。

就在我们一行要离开之前,笔者看到几名年幼的男孩挤进围成圈的男人之间,用马切特刀剥果荚。笔者问达乌达,这么小的男孩也可以用马切特刀吗。他说“他们也得学会正确干活的方法”,然后又一次窃笑着说“和你不一样”。

还有另一个场景。一位高级警官不确定该如何处置两名少年。在他打电话、详细听孩子们讲述并思考各种方案的时候,笔者一行一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用法语说“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一边摇头。

笔者一行访问科内农场期间,当地导游接到一个电话。内容是有两名少年乘出租车经过村子,他们可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导游报了警,警察把两人带来。休假日也来上班的高级警官接手了这个案子。他戴着一副考究的黑色眼镜,穿着蓝、白、灰格纹衬衫,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他把两名少年叫进来。两人自称分别是19岁和22岁,但看上去要小好几岁。两人都没有身份证。一人穿巴塞罗那(Barcelona)足球衫,另一人穿切尔西球衣。警官为两名少年的命运苦恼时,两人叛逆地靠墙站着。

用数字准确掌握人口贩卖现状,是出了名的困难。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约有2100万人是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其中约550万人是儿童。在哈金—恩格尔协议出台之际,有许多报告称“西非地区周边国家约1万5000名儿童被当作科特迪瓦农场的奴隶扣押”。国际劳工组织主导的2002年研究调查也得出结论:“仅科特迪瓦就有1万2000名遭人口贩卖的童工人口。”

如今,公民运动人士与执法人员对西非可可农场发生的人口贩卖有两点看法一致。第一是人贩子的手法比以前隐蔽得多,受害儿童的数量也在减少。第二是与可可相关的人口贩卖和强制劳动显然仍在持续。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人口贩卖及儿童剥削部门副局长米克·莫兰(Mick Moran)说:“考虑到它更加地下化,情况显然没有比我最初接触时更糟。”他主张,如果知道在各国该盯住哪里,找出与可可相关的儿童强制劳动案例会是“桶里射鱼(shooting fish in a barrel)”那样容易。

莫兰对巧克力企业投资可持续性项目给予赞扬。但另一方面,他也从那些希望把人口贩卖当作几乎已解决问题的企业身上感到挫败。他说“最近对可可业界很失望”。“他们到底以为在欺骗谁?总之至少可以确定,没有骗过我。”

去年,国际刑警组织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同科特迪瓦及加纳政府一起,以“阿科马项目(Project Akoma)”为名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人口贩卖集中打击行动。6月,当局宣布突袭了科特迪瓦西部主要可可种植地区圣佩德罗(San-Pedro)周边,救出至少48名5~16岁儿童。通过阿科马项目共救出150名以上儿童,并有25人因将儿童推入过度劳动环境的嫌疑被逮捕。

雀巢在科特迪瓦迪沃(Divo)附近兴建的学校的学生们。科特迪瓦近几年通过了将人口贩卖定为非法行为的法案。但与笔者交谈的科特迪瓦执法机构人士指出了一点:检方或警方如何认知这些法案、以及为此该做什么,政府的意图尚未通过教育广泛传达。据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2014年调查科特迪瓦恶劣童工状况的报告,当地警方人口贩卖打击部门的运营预算仅为7700美元,被评价为非常“不足”。

贫困显然是助推人口贩卖的主要原因。农民迫切需要廉价且可控的劳动力。但文化问题也可算原因之一。在西非地区,孩子无论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家庭的命令,在年幼时离家去寻找更好的环境,并不被视为特别的事。在科特迪瓦,这个问题尤其复杂。因为数十年来该国持续接收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多哥等法语区国家的移民。

在警察局的少年来自多哥北部地区。警官确认到他们数年前是经加纳被送到科特迪瓦的。最近还在阿比让郊外某市市长的私宅里当仆人。少年们在出租车上被抓时,正要去为阿邦古鲁附近村庄的多哥籍移民农民干活。但警官说“真正的主导者是拥有土地的村庄族长”。他补充说“据了解,族长把许多年轻人从国外带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农场干活”。

笔者问警官,如果有族长涉案的证据,要控告他还需要什么。警官苦笑了。他说“这种族长是关不进监狱的”。“也有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笔者一行的SUV驶入加佐利利耶(Gazolilie)时,欢迎队伍已在等候。约20名女性中许多人穿着亮色图案的连衣裙和短裙,迅速围住我们一行。一名女性用木棍敲锅打拍子,众人便拍手唱歌。那是一首很入耳的歌。按笔者所听到的,歌词内容非常积极:“爱孩子是好事。”

加纳的一名农民正在检查存放于小型建筑内的晒干可可果袋。

笔者为了确认雀巢如何落实自家的可可计划,专程来到拉科塔(Lakota)——科特迪瓦中南部距阿比让约193公里的城市——外围的这个小农庄村。该项目的核心战略之一是提升女性地位。唱歌欢迎笔者一行的农民妻子们,在国际可可倡议的支持下,与丈夫们管理的可可农场分开,成立并运营自己的组织,种植经济作物木薯。

雀巢从遍布科特迪瓦全境、包含数万名农民的数十个农业合作社采购可可。但这家巧克力大企业并不直接购买豆子。农民向获得政府许可的采购方出售,这些采购方大多是巨型原材料供应商。例如加佐利利耶的农民隶属拥有4100名会员的拉科塔地区合作社,总部在美国的嘉吉从他们那里收购豆子。雀巢说明,自家的可可计划由三根“支柱”构成:▲让农民能够经营收益性更高的农场 ▲改善社会环境以消除导致童工的因素 ▲支撑可持续且高品质可可的长期供应。

这里最后一根“支柱”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余两根。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巧克力业界因各种原因担忧今后能否获得足够的可可供应。一个原因是城市化。西非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青年正迁往城市,放弃种植可可这类务农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图兰大学研究调查中强调的趋势)。第二个原因是病害。据一些估算,每年全球可可作物中最多有40%因肿枝病(swollen shoot)或黑果病(black pod)等病虫害及疾病受损。

第三个问题是树的老化。可可树在树龄5~25年时产量最高,之后转入下降趋势。小农通常没有能力购买新树。雀巢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营位于阿比让郊外的研发中心,自2009年以来已向自身供应链内的农民提供了520万株苗木。目前具备年培育150万株以上的能力。新的可可树被培育成产量可比原有树提高3倍。

与大多数巧克力企业一样,雀巢也不断扩大获得可持续种植方式“认证”的Kakao集团豆规模。参加认证项目的农民通过最佳案例接受农药和化肥适当使用方法等培训。并签署不剥削童工的誓约。雀巢强调,自己去年从可可计划的农民处采购了12万1000吨——占总量的30%——其中83%获得了认证。还表示已培训3万2000名农民。拉科塔的合作社与最大的认证组织之一UTZ Certified合作(此外还有公平贸易国际(Fair-trade International)和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等)。合作社农民中一半以上已获认证,这些农民每售出1吨豆子可获得奖金。

国际可可倡议一直支持拉科塔合作社实施由雀巢出资的儿童监测与康复系统。合作社雇用童工管理人员,让其培训农民并监督虐待行为。这些管理人员开展提升农民“警觉”的活动,告知让孩子劳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他们带着翻页板逐户走访,板上生动展示从事危险劳动(烧农场、挥马切特刀、搬沉重袋子)的孩子及随之而来的潜在伤害(可怕的疝气、腰痛)的图画。这项活动看来是有效的。

位于阿比让的雀巢研发中心温室内,一名员工正在挑选样本。2009年以后,雀巢与合作方一起向农民提供了520万株苗木。

农民阿尔芒·格内克皮耶(Armand Gnekpie)对笔者说:“几年前加入合作社并接受培训之前,我不知道科特迪瓦以外的人在担心被动员到可可农场的孩子。”他和妻子以及5个2~10岁左右的子女坐在父亲盖的水泥砖房前院里。紧挨旁边是用泥土搭的棚屋厨房。格内克皮耶(32岁)说自己是种可可长大的,但在为继承家族土地回到故乡之前,曾迁居阿比让生活了几年。他拥有约4万平方米土地,大部分种可可,也少量种咖啡。

笔者问他,是否想过过度劳动可能对孩子的健康不好。他稍稍犹豫,露出痛苦的表情后说“没有人会讨厌自己的孩子”。“接受培训后,我才知道必须改变干活的方式。”

在开展警觉提升活动的社区可能会出现相应效果,但就其规模仍存疑问。图兰大学首次开展研究调查的2009年,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儿童中因这项活动受益的比例不到5%。最近的研究调查也出现同样脉络的问题。即使可可行动影响到30万名农民,要影响西非众多农村家庭仍然不够。

2012年以后,雀巢仅在拉科塔地区就新建了6所学校,在科特迪瓦全境新建了42所。在名为格纳克皮利利耶(Gnakpililie)的村庄,它出资为原有学校增建了3间教室。奶油色与黑色的混凝土建筑内,每间教室约30名学生坐在木桌前上课。男孩穿卡其色制服,女孩穿蓝白相间的连衣裙。

做一种非正式的调查,便可窥见结果。一个班的孩子中有一半以上听说过碧昂丝(Beyonce)。但只有一人知道美国总统的名字。笔者走进另一间教室,问有多少孩子用过互联网。没有人举手。父母务农的有多少?几乎所有孩子都举了手。想成为农民的孩子有多少?没有人积极举手。过了一会儿,笔者请一名男孩说说看。男孩用法语说:“我想在办公室工作。当农民太热了。”

去年10月,科特迪瓦选民投票让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总统轻松连任成功。令人惊讶又欣慰的是,他连任成功后并未发生骚乱。瓦塔拉总统首次当选的2010年,国家陷入了数月内乱。前任兼长期对手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主张选举存在舞弊,在被瓦塔拉势力逮捕前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冲突引发的混乱从2002年持续到2007年的内战。而这种混乱对解决造成童工剥削的社会难题毫无帮助。

瓦塔拉总统(74岁)连任成功后采取措施,增加科特迪瓦主要出口品可可的产量,并降低遭抵制购买或禁运的风险。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IMF担任高级官员,明确认识到健全的可可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钥匙(可可果在2013年占科特迪瓦出口总量的20%)。他新设了管理果实出口、每年向农民提出保障价格的“咖啡与可可委员会(Coffee and Cocoa Council)”。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正在起作用。在图兰大学开展研究调查的2009~2014年这5年间,科特迪瓦的可可产量猛增了40%。

追求更高价格的国际市场的支持,也成为瓦塔拉总统的一大助力。第一夫人多米尼克·瓦塔拉(Dominique Ouattara)主张:“国民以83%的投票率支持瓦塔拉总统连任,最大的原因是农民感到幸福。”

为改善本国的童工形象,瓦塔拉总统选择了一位广为公众所知、也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他在2011年任命妻子为新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巧克力业界的努力,并使其配合政府项目。第一夫人把解决童工问题作为首要课题这一事实,成为显示新政府解决问题诚意的明确信号。

第一夫人瓦塔拉用法语说:“启动委员会时,我意识到巧克力业界没有协作。”“各家公司的项目各行其是。政府层面也没有协作努力。”

笔者在位于阿比让绿地、被称为科科迪(Cocody)的总统私邸接待室见到了第一夫人。我们两人在整理得一丝不乱的客厅里,坐在蓝色沙发的两端相对而坐。透过推拉玻璃门可以看到大泳池,以及两侧排列的白色柱子。我们交谈期间,一对孔雀在四处走动。这位身穿优雅长款深蓝礼服、生于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第一夫人,金发梳理得完美无缺。作为政治家的夫人,瓦塔拉女士也是成功的企业家、跨国房地产企业的创始人。

瓦塔拉女士称赞汤姆·哈金和多位美国官员,说他们唤起了对童工问题的关注,并帮助她了解这一问题。拥有能让对方微笑的笑容的她说:“以前我觉得大企业对这个问题不太在意。”“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他们改变了想法,而且非常配合。”

第一夫人说,自己与总统正专注于教育,以便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她坦言:“接手这项工作时,我很惊讶地发现科特迪瓦没有不上学的制度约束。”政府自2011年以来新建了1万7000所以上学校,并在2015年通过了将6~16岁儿童上学义务化的法案。这些努力也带来了成果。据图兰大学研究调查,过去为57%的儿童在校出席率,现在已提高到71%。

当关于图兰大学研究调查的其他话题继续下去时,第一夫人的眼神稍稍暗了下来。她咬了咬嘴唇。图兰大学与科特迪瓦国内教育机构ENSEA结成伙伴关系,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有关童工的定义开展研究。但瓦塔拉女士对研究调查的标题数字以及研究开展方式有所不满。她举例指出,去年只从事了一天危险劳动的孩子,被当作在同样条件下每天劳动那样调查。她强调,研究调查中的数字未能显示准确情况,该研究调查“正在引起混乱”。

笔者问她,如果图兰大学开展下一次研究调查(the next survey),是否会努力让方式有所改变。她这次用英语说“如果他们下次做的话(If they do it next time)”,修正了我的提问。随后笔者很快得知,图兰大学没有拿到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下一次研究调查合约。统管此前研究调查的图兰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威廉·伯特兰(William Bertrand)认为,自己的团队无法进行下一次调查的最大原因是政治。他说:“我们在努力尽可能把政治从科学中分离出去。”

通往阿克拉(Accra)以北苏胡姆(Suhum)的N6高速公路,称得上是通往“救赎”之路。加纳基督教信徒比例高,七成以上国民属于某个基督教宗派。如今的氛围本身也明显富有福音色彩。一块块经过的招牌都是大型布道活动(“与克里斯牧师共度的幸福之夜”或“预言与力量之夜”等)的广告。出租车后窗上用装饰华丽的黄色字体写着从“赞美”(主啊主啊主啊)到“谦卑”(不是我,而是主)的内容,展示着这一地区的宗教情感。然而最近这里的人们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是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和不稳定的供电服务。

从路口驶出后,笔者一行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走了将近10分钟。但直到经过挂着《God Is Love Fashion Center》招牌的小屋,才确切意识到自己迷路了。笔者这天要拜访的亿滋可可生活项目社区开发经理玛蒂尔达·布罗尼(Matilda Broni)通过电话指路,不久后我们便抵达了名为奥特韦贝迪亚杜阿(Otwebediadua)的农庄村。据说这个村名在当地语中意为“羚羊会吃果子,也会把它种下”。

这个居住着1500名居民的小村,是隶属亿滋自2012年起推进可可生活的、包含约2万8000名农民的446个加纳农场共同体之一。这些农场共同体中有一半以上(237个)是进入2015年后才被纳入可可生活的。亿滋是与加纳缘分很深的公司,至少间接来说如此。吉百利过去一直从作为英国殖民地超过100年的加纳采购可可。2010年,卡夫食品(Kraft Foods)收购了这家巧克力制造商。此后亿滋(连同吉百利业务部门)从卡夫分拆出来,登上世界最大巧克力企业之位。与雀巢的可可计划一样,可可生活项目的做法也是培训农民农业方式、提供资源,同时告知孩子应有的适当角色。

约30名男性和女性聚在村庄共同体的户外集会场所的金属屋顶下,坐在蓝色和绿色的塑料椅上。一侧约有15名学生坐在从附近学校搬来的木桌前。村庄领袖用当地语说明,借助他们获得的培训和支持,作物产量增加了,也开始把农业看作不仅仅是勉强糊口的手段。一名男性说:“在可可生活之前,我们甚至不把可可当作生意。”

话题转到童工时,对话更加热烈。听到这一概念在这里成为争议的原因,笔者颇为惊讶。一位穿着褪色黑西装外套和黄色T恤的年长男性来了精神,开始强烈抱怨。他说自从村里开展警觉提升项目后,孩子们主张扫地、打水之类所有家务都是“童工”。他说“这在制造问题”,并问“到底什么才是童工”。在一片笑声中,他请求笔者“请为学生们下个定义。让他们从美国记者那里听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唤起警觉尽管是件让人心情轻松的事,却只是解决童工问题公式的一部分。笔者想起前一天访问的加纳另一地区的村庄。当问那里的农民,是否因可可价格上涨而生活更宽裕时,他们开始说起自己需要的东西:卫生所、学校用电脑、电力等。一位年长农民还对我说:“如果你有机会和巧克力企业交谈,请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受苦。”

这种状况不只是逸事,而是被现实所证实。有一份由非营利组织联合体研究可可经济、每两年发行一次的报告,名为《可可晴雨表(Cocoa Barometer)》。据该报告2015年版发布,加纳普通农民在2013~2014年种植季每天只挣到84美分,科特迪瓦农民的这一金额仅为50美分。照这样,即便考虑到去年可可价格上涨13%,也远不及世界银行新定的每天1.90美元极端贫困标准。

同样,根除童工也显得是件极为艰巨的事。巧克力业界表明扩大对可可社区投资的意愿也并不充分。《可可晴雨表》的共同作者、总部设于欧洲的Voice Network董事总经理安托尼·方丹(Antonie Fountain)主张:“重要的事实是,把这类项目所做的事和政府及开发组织的努力全部加起来,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只是在‘隔靴搔痒’。”他补充说:“最好的情形也只是我们做了所需努力的10%左右。”

完成剩下的90%不会容易。曾在喀麦隆(Cameroon)种过可可、并担任过可可生产国联盟(Alliance of Cocoa Producing Countries)秘书长的索纳·埃拜(Sona Ebai)强调:“那真是个巨大的问题。解决童工问题不可能只是业界的责任。就像老话说的,政府、公民社会、民间部门都必须齐心协力。”他短暂沉思后总结道:“真的需要领导力。”

<BR><B>■ 大型巧克力企业的计划 <BR></B>在取得数年令人期待的进展之后,巧克力企业最近通过向西非农民提供更多资源,强化了打破童工问题的努力。让我们看看五大巧克力大企业在做什么。

<B>玛氏<BR>2015年巧克力糖果销售额:146亿8000万美元<BR></B>生产M&M's和士力架(Snickers)巧克力棒的这家非上市企业,2009年首次承诺到2020年100%从获得“认证”的生产者——接受可持续性与伦理生产方式检查的农民——采购可可。玛氏表示今年自家可可中将有50%获得认证。

<B>亿滋<BR>2015年巧克力糖果销售额:144亿5000万美元</B><BR>2012年从卡夫分拆出来的零食专业企业,也是吉百利巧克力的生产商。该公司去年10月宣布“将投资4亿美元扩大用于农民培训与支持的可可生活项目”。公司还与巧克力大企业百乐嘉利宝(Barry Callebaut)结成伙伴关系,目标是到2022年支持包括科特迪瓦在内多个国家的20万名农民。

<B>雀巢<BR>2015年巧克力糖果销售额:124亿9000万美元<BR></B>瑞士食品大企业、奇巧的生产商,2009年承诺在10年内向自家可可计划投资1亿美元以上。该项目全面的农民培训与支持方式获得业界高度评价。去年通过可可计划采购了自家可可的30%,其中83%获得了认证。

<B>费列罗<BR>2015年巧克力糖果销售额:92亿5000万美元<BR></B>以能多益(Nutella)和健达(Kinder)巧克力著称的意大利系非上市企业。承诺到2020年100%从认证农民处采购自家可可。也参与了其他主要巧克力制造商的努力。

<B>好时<BR>2015年巧克力糖果销售额:73亿4000万美元<BR></B>代表产品Kiss的生产商,项目启动比亿滋、雀巢等竞争对手略晚。但这家宾夕法尼亚巧克力大企业通过2013年启动的21世纪可可计划,去年从认证生产者处采购了自家可可的50%。公司承诺到2020年将这一数字提高到100%。

巧克力销售额资料来源:欧睿国际

Seoul Economic Daily 高尔夫杂志编辑部/BY BRIAN O'KE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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