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3 | 최형욱 기자

经济困境催生“极端与恶言政治”…动摇全球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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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4日举行的奥地利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两天,支持极右政党自由党(FPOe)的市民在首都维也纳等待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并向其欢呼。在欧洲与经济困境交织而兴起的国家主义政党人气推动下,霍费尔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位居第一、顺利进入决选,制造了意外结果。相反,传统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分别位列第四、第五,未能进入决选。/维也纳=EPA韩联社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困境长期化,极端的“民粹主义”正席卷全球。寻找救世主的选民在既有政党无法解决生活困难之际,转而为煽动粗口、分裂与仇恨的“局外人”政治家欢呼。

政治争论也不再是左右之间的政策对立,而蔓延为“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冲突,市场普遍担忧政治风险将威胁全球经济。尤其是在民众愤怒的助推下,歧视移民、保护贸易主义、反全球化、对过去独裁政权的怀念等现象猖獗,甚至出现资本主义秩序将退回到1990年代外汇危机水平的警告。

◇经济困境是极端与粗口政治的种子=被称为“企业猎手”的卡尔·伊坎近期警告:“包括美国众多首席执行官(CEO)在内,运作资本的人正在赚取荒谬的巨额财富。如果不解决最大的问题——收入差距,可能给美国带来可怕的后果。”

非但不是左倾、反而是资本主义先锋的伊坎也判断两极分化催生了“特朗普综合症”。实际上,皮尤研究中心对1999~2014年229个城市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家庭收入减少的地区高达83%。此外,在调查对象地区中有87%贫富差距加剧,中产阶层比重比以前减少。愤怒的低收入、低学历白人选民正为特朗普“对富人增税—为中产阶层和平民减税”、保护贸易主义的竞选承诺以及对移民、少数族裔、女性的寻找替罪羊之举而狂热。

相当多国家的选民已经把粗口和极端政策视为“强势领导人”所需的素质,而非社会风险因素。被称为“菲律宾特朗普”的达沃市市长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曾骄傲地炫耀未经审判处决犯罪嫌疑人的经历,并屡次发表似在支持性侵女性的言论,却仍当选总统。原因在于他有效地刺激了民众对家族政治、贫富差距、治安不安的不满。在巴西,把海地难民称为“垃圾”的议员雅伊尔·博索纳罗是2018年总统选举的有力候选人。

在欧洲,与经济困境交织,打着难民收容问题和反欧盟(EU)旗号的国家主义政党也十分活跃。匈牙利、波兰已由反欧盟政党执政,奥地利、德国、荷兰、芬兰的极右风潮亦强劲。法国方面,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党首让-玛丽·勒庞在明年总统选举中很可能进入决选投票。在中国,文化革命时代流行的歌曲受到欢迎,“新毛主义”风潮令习近平领导层紧张。因为这是经济放缓和财富不平等扩大导致社会不满增大的一个证据。

◇资本主义面临退回20年前的风险=矛盾的是,这些民粹主义政治正成为本已复苏缓慢的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反移民情绪强烈的英国,尽管已预告经济困难加重,仍计划下月举行决定脱欧(英国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英国央行(BOE)行长马克·卡尼12日(当地时间)表示:“若脱欧,将因就业减少、物价上涨等因素,未来3年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0.2个百分点,陷入技术性衰退。”此外,若脱欧成为现实,全球金融市场很可能陷入混乱,并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多米诺式退出。

菲律宾方面,杜特尔特的当选可能导致国家信用度下降。标准普尔(S&P)亚太地区主管高级董事Kim Eng Tan警告:“杜特尔特执政将动摇前任阿基诺政府实现的政治稳定”,“若政治对立再次爆发,国家信誉改善趋势可能中断。”巴西方面,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弹劾事件的波及方向也不确定。

加拿大央行(BOC)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表示:“在全球潜在增长率低于10年前的情况下,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彻底摧毁经济信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保护贸易主义和反全球化风潮加剧,全球经济可能同归于尽。例如,若特朗普按承诺大幅提高对中国、墨西哥商品的关税,中国显然也会采取贸易报复。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乌斯梅内·曼登表示:“1980~1990年代拉美威权政权和柏林墙倒塌(1989年)之后推进的全球化可能中断。”更进一步,民粹主义甚至威胁到民主。杜特尔特为“就任6个月内根除犯罪”甚至提及宣布戒严令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纽约=驻外记者 崔亨旭 choihuk@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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