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通过“郑云虎事件”暴露出对司法部门的“游说与请托尝试”依然存在,韩国大法院正推进从根源上阻断此类惯例的方案。核心是加强对作为请托主要通道的“后门辩论”的规制。
此次能否真正解决审判游说、前官不正等司法部门的痼疾,备受关注。
9日,韩国大法院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审判游说疑虑的舆论高涨,正在深入研究阻止所谓‘庭外辩论’的高强度对策。”
该人士强调:“特别是重点将放在规制目前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电话辩论上。”
所有法律案件的审理和意见交换原则上都应在法庭内进行。但为使案件顺利进行,律师等案件相关人员与法官、检察官有时会在法庭外就案件交谈。具体包括:△在法官、检察官办公室面谈 △通过电话交谈 △在私人场合会面等。这被称为后门辩论,专业术语为庭外辩论。
问题在于,庭外辩论被前官律师或中介人滥用为向审判部进行不当请托的通道。事实上,在郑云虎代表的二审中,郑代表方面的辩护人也曾试图通过庭外辩论进行请托而被审判部制止;据悉郑代表的中介人还与审判长在私人场合共餐时提及案件相关内容,引发争议。庭外辩论有时还被滥用为前官律师或中介人让委托人坐在旁边、与法官通电话以炫耀“我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手段。
这正是韩国大法院积极着手规制庭外辩论的原因。
法院认为,庭外辩论中电话辩论问题尤为突出。据解释,法官办公室面谈的来访记录会全部留存,因此几乎不被使用;法官在第三地点与案件相关人员会面的情形接近于“0”。
但电话辩论虽被大量使用,却既不留记录也没有特别规制,可谓管理监督的“死角”。为此,韩国大法院正研究原则上拒绝电话辩论、允许电话辩论但留存记录、将电话辩论引导为法官办公室面谈等规制方案。此外据悉,还在研究把这些方案明示于“韩国大法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建议意见”或“关于法官面谈等的指针”,并将持续尝试不当庭外辩论的律师通报律师协会的做法。
法律界专家大体赞同对策方向,但指出需要更广泛的规制。
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相熙指出:“除电话辩论外,还应规制法官、检察官在私人场合与案件相关人员接触的情形”,“即便是偶然在私人场合听到案件相关内容,也有必要规定必须报告。”
首尔律师会会长金韩奎也强调:“应要求对所有情形的庭外辩论留存记录并报告,不仅法官,检察官同样应被赋予报告义务。”不过他表示:“限制电话辩论有侵害辩论权之余地,因此原则上应予允许,但赋予法官、检察官报告义务更为妥当。”/徐民俊记者 morandol@sedaily.com






